北京一夜
二零一二年初春，我去北京出差给人绑架了。
那是晚上八、九点的事。雾霾很重，天早早就黑透了。我正沿着学院路步行，刚到北四环。忽然，好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围了上来，问我干嘛。我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结果，被他们摁倒在地，搬家具一样架起来，不由分说地硬塞进了停在路边的灰色面包车里。中间有一两秒我犯了糊涂，觉得他们是搬家公司的，我怕是给他们误当成家具了。
那车一路疾驰，似乎是往西。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车停了下来。我隔着窗户看见一家不知名的旅馆，在那里，我被关了整整一夜。
我之所以觉得是遭了绑架，是因为真心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但作为一起绑架事件，这里面疑点重重。首先，我不是本地人，仅在北京上了几年学，毕业不久就搬到了大阪，那以后再没回去过。我在北京既没有仇人，也没有钱财，不大可能成为绑架的目标；其次，整整一晚上，那些人也没让我给父母或什么人打电话。正规的绑架流程不都要先通知家里吗？绑匪要的是钱，且通常不是直接跟被绑的人索要——不然就成了抢劫，而如果是抢劫的话，人就不会把我带到那旅馆里面。总之，当时我惊惶失措，一直在瞎琢磨。后来，那些人把我揪到卫生间审问了好几次，都跟那起车祸有关，他们就是想知道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对了，忘了提，被绑之前正好有辆跑车撞到了学院桥上——可天那么黑，我能看清个什么。何况我当时心里有事，烦躁着呢。
这次我来北京是帮一个客户解决技术问题。
日本的工程师们都听说北京空气不好，没一个敢来，推三阻四之后打发我跑一趟。日程安排得很紧，当天到，第二天就回，因此我没敢惊动任何朋友。结果，等到现场一瞧，我发现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客户方面搞错了。可能他们的主管因此觉得过意不去，就喊了人带我去大董吃烤鸭。酒足饭饱后，我发现天还不算太晚，就不情愿早早回旅馆，而正好那地方在中关村，我就给附近上班的峰哥发了个消息，问他方不方便出来坐坐。峰哥回复说他正在广州出差，问我啥时候离开。我说那算了，下次再聚。
过了几分钟，峰哥又发了另一条信息过来： “陈梦上个月离婚了。”
我盯着手机看了半响，心跳加速，感觉到一阵急促的紧张。
陈梦是我的前女友，我是和她分手后不久才去日本的，然后我们就再没联系过。她的朋友圈我基本都看，偶尔会点个赞——包括她婚礼上发的，但我的朋友圈里没有一点她的痕迹。我自认为她心里是掬着某种内疚的。跟我提分手的时候，她就说过好几次抱歉。当时，我听着她一条又一条地把理由陈述给我，什么她必须拿到北京户口，那是她们全家的心愿；什么那男的家跟她家是世交，认识我之前对方就向她父母表达过那个意思；还说人家为了帮她已经动了关系——听到这里，我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也不可能不答应，毕竟身边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例子，耳濡目染之下，我深知不可以自找麻烦。然后我问她，普通朋友还做不做得成。她没作答，岔开了话题，说想再请我吃一次饭，就在地质大学附近的“音乐时光”。
“音乐时光”是一家音乐餐吧。有几年，那种音乐餐吧在北京特别流行。跟酒吧不一样，这些餐吧一般很正规，老外不多，也没有拉皮条的，顾客以附近的大学生和年轻白领为主。它们跟普通餐馆相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情调，比如会有个舞台，晚上请业余乐队驻唱——他们大多都是来练场子，熟悉后就离开，转战三里屯或者后海——此外，这些店晚上一直开着，午夜也不打烊，招来不少借酒消愁的失意男女，烂醉之后赖在卡座里面。里面的菜单也看着很洋气，有牛扒、意面和披萨，只是味道一般。我和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我点了黑椒牛扒，做出来的样子很难让人信服，跟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的差距很大，吃起来远不如五道口路边的烤串。但这地方是陈梦挑的，又是我们首次正式约会，我不敢唧唧歪歪乱说话。牛扒分量很少，我俩很快吃完了，然后就面对面一直坐到了半夜。我其实还挺想跟她深入地聊一聊的。先前在扣扣上我们很能聊，涵盖各种话题：历史、文学、艺术……但那个地方真的很吵，台上的歌手在唱Beyond，音乐声震耳欲聋。这让我说话极其费劲，因为不管我多大声，对面的陈梦都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表示听不见。后来，我决定放弃，消停下来。台上那个男人依旧唱个不停。他看着都快四十多岁了，满脸尽是岁月留下的各种印记。我很奇怪他怎么会不觉得疲惫；我多期望他下一秒钟就说一声“谢谢大家”，然后把音乐关掉。可是他就跟荷尔蒙爆棚的小年轻一样，抱着把大吉他，身体抖得触电似的。他唱的是《喜欢你》，嘶哑的嗓音刺痛了我的耳膜： “……每晚夜里自我独行，随处荡 ，多冰冷…… “
忽然，我注意到到陈梦两眼开始闪烁，好像要哭一样，于是扯着嗓门大喊起来：“这里太吵了！要么我们回学校吧！”
后来我算了下，和陈梦谈恋爱的整个过程统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如果刨去网聊的那一段，就是三个月。而在”音乐时光“吃饭那晚，我俩的关系达到了顶峰，紧接着便如过山车似的急速下滑。起先我以为是找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正到关键时刻，陈梦说要准备面试，刻意减少了见面的频次。但在扣扣上，我们聊天的次数也慢慢变少了。对此，峰哥比我警觉，几次三番地叮嘱：”你得看紧啊！“ 我很感激，却没在意。对了，陈梦她人还是峰哥介绍我认识的。有一回，陪女朋友吃饭回来，峰哥甩给了我一个扣扣号： “我老婆的闺蜜，我觉着应该适合你——人是挺漂亮，还说就喜欢有深度的男生！”
“去你的吧！”
说归说，人我还是立马就加了，结果发现还真挺聊的来。她几乎支持所有我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管是做画家、写书还是去日本搞动画，她都认为很“伟大”。
于是我大意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距毕业离校还有一个月，奥运会开幕不足白天。
我的工作依旧没有着落，以至于负责就业的老师找我谈话，想把我的档案发回原籍，去向定为“灵活就业”。我把这事告诉陈梦，当天，她就提出了分手。不过，我并认为这跟我被“灵活就业”没有直接关系，陈梦罗列出的那一大单子理由不是她一天就能想出来的。她说请我吃饭，我没反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没点牛扒，而是要了份意大利面，结果发现还不错，味道就好像家乡的饸饹拌了西红柿酱。陈梦非常关心我“灵活就业”的事情，她不经意地表示对我失望。我马上安慰她，说已经开始联系日本那边，准备去做动画，还告诉他我过了日语四级，去日本不成问题。
“别做梦了！”
这一次，陈梦意外地给我泼了瓢冷水。接着，她涛涛不绝地跟我讲了很多，只是又赶上乐队开唱，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一次的是《北京一夜》： “……人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含着泪……”
那凄厉的嗓音犹如从万年时光中穿越过来似的，深邃而悠长，环绕在我耳边久久回响，让我忍不住转头寻找歌手。我看到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静静地站在舞台上，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她脸上画着的浓浓夜妆。
“还坐着干啥？走吧！”
陈梦扯起嗓门，喊出了那晚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从此，我们路分两方。我又怎能预料到，四年后，我会蹲在学院路的马路牙子上，用颤抖着的手再一次给她发信息。这事儿我弄得就跟鬼使神差一样，脑子里尽是现编的理由。
我也许只是想告诉她我真去了日本，即便并未跟许诺那样从事动画行业；或者只想单纯地为她的不幸表达一下安慰，一个来自普通朋友的安慰——可谁能肯定人家是不幸呢？更有可能是碰巧路过“音乐时光”，不由勾起了些早年的回忆？
总之，我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就这么一晚，明早就得赶飞机，能发生什么？
即使她答应出来，即使她愿意让我送她回去，或者提议到我的旅店里坐坐，我也绝不会同意。
突然间，我想通透了，心里一下子没有了负罪感。正巧，陈梦的信息也到了，她问：“在哪里见面？”
我想都没想就回复了：“‘音乐时光’吧，我就在附近，估计走路十分钟！”
然后，我开始起身，朝着北四环方向走。然后就到了学院桥，看见一辆跑车从桥下冲了出来，“嘭”地一声撞到了墙上，着了火。那情景像极了科幻电影里面飞船着陆，就差什么宇航员或者小绿人从烈火里走出来了。
至于后来有没有宇航员或小绿人走出来，其实我并不清楚，因为还没来得及走上前去看个究竟，我就被绑架了。
总之，关于车祸，我说不出个之乎者也来。这让几个逼问我的人近乎绝望，他们尝试了几次决定放弃，让我睡觉。经过一夜的折腾，我早就乏困不堪，竟然一下子睡到了天亮。
我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开门后，我看到好几个警察。我推测是旅店里面哪个好心的营业员报案了，顿时喜极而泣，抓着警察叔叔的大手哭诉起昨夜的遭遇来。
他们把我推开，心不在焉地说： “没事了，没事了，你走吧！”
我惊讶地问：“不用到局子里去吗？电视里面演好像都要录口供的嘛！”
这话显得多余，因为我发现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 “走吧，走吧！”
我是得赶紧离开这地方，还要赶飞机呢！
“是……是的，这就走——对了，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还在绑匪那儿呢。”
一个男警察朝他身旁的女警察点了点头，女警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交给了我。
“查过了，里面没有照片。”
她这是在跟她的上司汇报情况。
我接过手机，发现昨晚有十来个未接来电。打开微信，上面有三条消息，都是陈梦发的。第一条说她到了；第二条是张照片，她站在“音乐时光”的门口，灯光昏暗，令我几乎没把她认出来；第三条问你人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警察在，我感到异常紧张。
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出旅馆，趁着还没到心跳加速，冷汗直冒的地步，招手喊了部出租车过来。
“首都机场！”
说完，我默默地关掉了手机。
二零二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