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得常少年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城，家庭贫困，由是而生的自卑令我病态地鄙视一切，不能自已。

序

我是决意在夏天的时候写一些东西的，为了回忆 。

离开家乡到异地恰好满十年，我以为有必要留下一个印记。之所以选择在夏天动笔，首要 是考虑到南京的夏日炎热无比，无从有户外活动的机会，莫若呆在屋子里，打开空调，冷静一下。不料大脑却总是一片空白，坐在电脑前许久敲不出来一个字，数月下来，竟然只完成了一篇《大事件》，剩下几个光秃秃的标题。如此一直拖到十二月，终于意识到这一年所剩无几的时候，才抽了几个周末，跑到公司，凭凑出这些文字，只为那已完成的一篇和剩下的标题们还不至于作废。

然而我该说这又有些什么意味呢？

十余页的文字，却尽是些自我的、苍白的、无力的，带着些许矫情的，纯粹为了回忆的回忆。但我不能不承认这其中映照出的大约真的便是自己狭隘的精神状态罢！十多年过去了，一如既往。愧悔之余，唯希望下一个十年之后能有一些非自我的，闪光的，可以带给自己及他人些许感动和快乐的回忆。

于是，还是暂将此献给 自己罢 ！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萧林于南京汇杰广场八楼

大事件

直到今天，对于我来说，此生之中最大的事件仍旧是一九九七年的某个傍晚的那一次邂逅，假若这事件造了另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去面对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或许会蹲在县城的某个角落里卖菜，并且已经学会往小青菜中混些砂石或者在秤杆上做些粗笨的手脚，然而必然做得不好，被识破后只能努力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以获取宽恕，不尽猥琐。

卖菜是那时为自己寻找的若干退路之一，考上大学的希望日显渺茫的时候，母亲说，“实在不行就和你爸推小车卖菜去吧，总也是一条生路。”

或者我会去工厂加工动画。

那些下午，我总会到学校的画室里画一会素描。房间很空，只有我和老师两个人，画的是静物，每次当我涂抹地不成样子的时候，我那消瘦的老师就会轻轻地走过来，用黑铅笔重重地划几下，纸上的那些玩意儿瞬间有了质感，像真的一样。

有一天，房间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似乎是老师先前的学生。
“你想画动画吗？” 他问。

我大约是点了点头，他于是让我在纸上画一个形象出来。虽然现在已经忘记究竟画了什么，那时年轻人似乎很满意，我的老师便对我说：“我推荐你去省城画动画吧— —那儿新成立了一家制作公司，培训半年就上岗— —如果努力的话，甚至可能有创作的机会！”
我风风火火地将这消息告诉家人，母亲高兴地说，“也不错吧，至少有工资挣。”

那些日子我总是神情恍惚地在大街上漫游， 恐惧和忧虑令我魂不守舍，常常迷路，甚至会在某个瞬间忽然忘记了回家的方向，于是我轻轻地推开了那扇大门。
我能够认出这是父亲的办公室，房间里空荡荡地，中央置了一张乒乓球桌，循着清脆的“乒乓”声，我看到两个陌生的女孩子在打球。
天要黑了，房间里很静，正当我呆立在那里不知所措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说，“来打球吧！” 于是我去打球了。
我后来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大事件，它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改变了对自己的根本看法——也许我真的不必去卖菜或者画动画。而在随后而来的那个炎热而漫长的盛夏，我过得异常平静。考试结束后不久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安心地找了一家画室去画“马赛”，全然没有意识到于我来说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那个傍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地无以伦比。

（二零零七年七月）

抑郁症

生命中也曾接触过几位患抑郁症的朋友，于他们所处困境心生同情之际，总难免伴着些许感慨：既然人生本是一场从有到无的悲剧，那么忧郁必然是其不可摆脱的主题，则又何必因这忧郁而再生忧郁呢？或者，之所以有抑郁症，反而是因为尚没有理解真正的忧郁，却是徒为忧 郁本身而忧郁罢！

我仍旧清晰地记着，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忧伤总是在日暮时分不期而至。
最初只是星期日的傍晚，那时候，我的中学有一条可憎的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在周日晚上归校自习，至今我都不能明白那些敬爱的老师们究竟出于如何的初衷，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每当星期天的黄昏来临的时候，少年的我开始觉到忧伤。忧伤始于黄昏，大概是因为让人想到人世界多么美好的事物也终于会悄然消亡。我相信这是真正的忧伤，是美丽的忧伤，是对生命同情的忧伤，因而也是不足忧郁的忧伤。这忧伤非但不会成为心灵的累赘，反会象一冽山泉一样，令诗人做出精致的诗，令歌者唱出动人的歌，令画家画出美丽的画来。
记忆中仍旧存着那些清晰却不连续的画面：冬日的黄昏，北方，雪后，一个少年，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横在皑皑的白雪上。我依然记得，那时，当对白日欢乐时光的怀念掺着对学校的恐惧所形成的难言的忧伤来临的时候，我便会在夕阳落山之前跑到无人的雪地中，寻一块不曾被触碰过的积雪，用树枝在上面画下心中所想的美好事物，欲藉此将它们留住。留住了么？也许留到了记忆中，直至记忆最后也彻底地消散。

我却终于患抑郁症了，从美丽的忧伤陷入到苍白的抑郁。
高考前一年的那个夏天，我连续二十余日都在一个潮湿的小屋里度过，整理各种笔记：英语、数学… …外面常常下着雨。在此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失眠几个月，这令我异常担忧，因此强迫自己连续二十余日在那个潮湿的小屋里度过。
这前前后后的每一天我其实都是在忧虑中徘徊，忧虑黄昏，忧虑早春、忧虑失眠、忧虑考试，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开始忧虑忧虑本身。于是，我的生活全然改变，忧郁变得苍白而可怕。
县里的人民医院日益凋敝，何况也没有精神科，而小城中的人们得了小病又大多乐于街边的私人诊所，求助于那些所谓某某医院退下来的名医。我几乎每周都要在母亲的陪伴下，去看一个据说曾经给县委书记看过病的老中医，他所开出的昂贵而难喝的中药，成了我精神上的唯一依托。每次喝过药汤之后，我总是急匆匆地问自己，我是不是还在忧虑— —这不还是在忧虑么，仿佛没有什么效果呢！我垂头丧气地瘫在床上；或者，有时候心情也会有一阵的开朗，我便认为那药起了作用，便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次的问诊。
诊所在县里唯一的大街上，据说还是清朝的房子——那时候尚没开始搞旧城的改造。屋内光线昏暗，我便木然地观望外边的街景，看工商管理员们把街边的整个小摊都搬上执法的小车。

很快，对中药的信任被我彻底放弃了。
我有本书叫做 《人性的优点》，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论担子有多重，每个人都能支持到夜晚的来临，不论工作有多苦，每个人都能完成一天的任务，都能很甜美地、很耐心地、很可爱地、很纯洁地活到太阳下山，而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我用红笔把那个句子划得伤痕累累，可是竟然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疯子，真担心自己疯掉。
“你阿姨的小孩儿那时候学习可好了，可是学着学着就神经了。”
母亲常常唠叨，“神经了还有啥用，还不如不学啦。”
我于是不学了。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打算，可以去卖菜，或者到片厂画动画。

一九九七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看了一场难忘的烟花，足足燃放了好几个小时，多么壮观啊！当我看到最后一丝美丽的碎片滑落到暗夜里的时候，心中忽然涌出了一阵悲伤，然而这悲伤是多么温暖啊，我的美丽的忧伤又回来了！

不久，高考结束，我神奇地考上了大学，尚未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便匆匆地赶到了那个古老而陌生的城市，尘土飞扬。
抑郁症结束了么？可是我依旧会忧郁着，然而，让它忧郁去好了，人生那么多的苦痛、绝望、无奈、空虚，难道还不足以值得去忧郁吗？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 ）

母亲的病

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年回两次家，一次在过年，一次在暑假。
每次回家之前，我总会特意打电话给家里，嘱咐一定要母亲到车站来接。因为如果在车站看不到母亲的身影，我的心里必定会陡然一凉：母亲定然是又生病了。
有一年的冬天就是这样，我从千里之外忽然回到熟悉的小巷口，充满喜悦，然而天却是灰沉沉地，寒风扑面，街边空无一人。等我走进小院，推开家门，便看到母亲蜷作一团，躺在昏暗的土炕上，父亲一言不发，只有阿弟很高兴地跑过来迎接我，不知道从哪里抓出一把糖果，说，“哥，给你留的！”
可是我已经几乎有些窒息了。“没去医院？”“没去，没有熟人。”“为什么一定要有熟人啊？”
“没有熟人不给你好好看，多要钱。”
“可是如果在大城市难道每个人都在医院里有熟人吗？”
等说到这里其实我已经哽咽了。于是父亲沉默。“那怎么办？”
“在薄有德那里输过液了。”
母亲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我得知这次是肚子疼，诊所的医生说发炎，输了好几天的抗生素。
此刻我只能万分沮丧地同样躺下来，同样毫无生气，发自宇宙深处的渺小感压得自己无法喘息。
等母亲好起来大约已经是春节前夕，一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是得好药，贵药，你看人家王富，一感冒就上先锋六。” 母亲说。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因为这种观点我是向来反对的，然而在我那日趋愚昧的故乡，病是不是好好地给看过，钱是唯一的衡量准绳。没有人关注为什么生病，得了什么病，以及如何保养、预防。
“你看人家老王家的，做得是好几万的手术！”
大家关心的全是这些，每次听到如是的言语我都压力倍增。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体却一向是很好的，我曾经得知，母亲年轻的时候曾两次下乡插队，有一次是为了替代外婆的独子——我的舅舅。甚至在造纸厂上班的时候，母亲也总是起早贪黑、干劲十足，常常凌晨四五点便要骑着自行车赶到工厂里去。母亲第一次生病——仿佛是头痛——的时候，厂里的医务室已经不给取药了，于是请假在父亲的陪同下去市里面就诊。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市里，于我而言全是美好的回忆，曾经第一次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园里去，也曾经第一次看到飞驰的火车。大概就诊也比较顺利，花了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经了熟悉的人，总之医生为母亲配了附眼镜，开了一些药，我们就回到家中。然而自此母亲的身体却一下子不好了起来，同时造纸厂也开始不断地停业、改革，终于连班也没有了地方上。接着是胃病，后来开始有骨质增生，头痛又断断续续，这时不要说再没有了厂子里的药，而且县医院似乎也成了没有熟识的人便不能好好地看病的样子。此外加上父亲的公司也要改革，不断地换领导，拖欠工资，已然是风雨中摇曳的情形。于是，供我读书，给母亲看病成了家里最令人头痛的难题。而到那年冬天母亲肚子疼的时候，父亲的公司已经被卖掉给人做仓库，工人们全部下岗待业。 后来我一向以为母亲所生的大半都是些毫无大碍的小病，但其带给一个家庭的伤痛已经如此深刻，便可以想象当时家中的经济该是陷入了多大的困境！

大学毕业我终于能够自食其力后，这种恶劣的状况才开始慢慢地好转起来。二零零一年的时候母亲又犯了眼病，在市里的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是白内障，医生劝母亲做手术。然而母亲并不相信市里的医生，坚持要等我赚钱后去好的医院再看。于是拖了一年，我在外边实习攒了一些钱，父亲便带着母亲到了省城。省城的医生说手术可能会有点儿难做，母亲便又开始踌躇了，决定再等一等，而真的等到我去了北京，陪着父母去同仁医院的时候，已经又过去一年了。连同仁的大夫都有些嗔怪：“怎么拖了这么久？”
这一趟花掉了家中的一点点积蓄和我半年工作的全部薪水，而后来在电话中听闻母亲因为吃了不卫生的东西又被送到市医院的时候，我已经不得不下决心辞掉科学院的工作，接受来自南京的邀请了。 自此以后，情况才好了许多，一方面自己也能够力所能及地给予家里一定的补贴，另一方面政府终于开始发放母亲的退休金，这都是令家人心情畅快的事情，于是再没有了对疾病难以言说的恐惧，而疾病竟然也少了许多。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

朋友

高三毕业的时候，周华健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朋友》。
后来在电视上到看那个ＭＴＶ：一群梳着富城头的少年，相呼相拥，那些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暗想，一定要买盒卡带，送给我的朋友。
那时关系最好的是宏，初中我们就坐同桌，几年来，一起下过象棋、打过篮球、集过邮、爬过山、熬过夜、喝过酒、试图做过航模… …所 以 ，我打算送给宏。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保持着密切的通信，信封里常常塞满厚厚的一叠，因为超重还被邮局退回过几次。到底都海聊了些什么，现在已全然忘却，唯记得写信这一形式本身，已经成为荒漠般的大学生活中难得的一点绿意。

然而《 朋友》却始终没有寄出。

宿舍里常买卡带的只有小王和阿山，小王是东北人，买老歌而不在乎盗版；阿山从广东来，却是很专注于流行而不屑盗版的。对于一向担心因穷乡僻壤附着的蒙昧而遭嘲笑的我来说，自然阿山的品味更具吸引力，然而囊中羞涩之际，多半还是要跟着小王混到一 起，隔三差五去快要倒闭的中唱磁带公司门市部淘点儿老掉牙的音乐，或者大老远赶到秦林街的盗版磁带集散地逛上半天。 不过，《朋友》我却是九块八毛钱买的正版，拿到后特意请阿山认真鉴别过一番，得了肯定的答复才放下心来。

可我究竟也记不起终于没有将其寄出去的缘由了，大约是邮局无法找到合适的包装，或者其时已经觉得周华健唱得并不是很合我意了罢！
总之不久那盒带即遭拆封并被塞到自己破烂的随声听中。为了增加一点点气氛，我和小王去电子市场买了两个大号的扬声器，和随声听连起来后挂到了床架子上，于是，整个宿舍里开始回荡起那熟悉的旋律：“一个人，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虽然听着有些粗糙，我和小王却总以为好。
那时候小王还是好学生，无论上课还是自习都勤勤恳恳，而且与辅导员及班干部们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却有些偏执，不满意学校古板的教学风格，和干部们也鲜有交往，最后还是和阿山走到了一起。我们疯狂地读小说，大一一年几乎读完了所有的《卫斯理》，熄灯以后就开始讨论小说的情节 ，有时候讨论到毛骨悚然，无法入睡 。
一起读《卫斯理》的还有隔壁的老刘——我在班里唯一的老乡。 老刘本姓张，是个大胖子，大概因为胖，被大家称为“老流氓”，不雅，遂省略为“老刘”。我想老刘该是很重视我这个老乡的，时常招呼我要不要出去搓一顿，考试后也总会老早跑过来告诉我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也不知道准确与否的分数，而且有年暑假还借他的计算机给我用了些时日，让我得以完成个人主页的第一个版本。然而老刘的路走得却不十分好，网吧兴起来之后就完全沉溺于其中，后来竟然搬到网吧里去住，以至传出与老板娘的若干绯闻。后面的我大约还不很相信，然而堕入另一个世界无法自拔的事实确已不容置疑。
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老刘曾经到过我家，父亲很是赞扬：“看这小伙子，人踏实，又有礼貌！”
可是我已经记不起踏实而有礼貌的老刘了，后来似乎是从朱皮特口中得知，老刘无法毕业只好留了一级，然而仍旧打游戏，最后只能托人帮忙方得去了一家工厂焊电路板。
朱皮特是老刘的舍友，读本科的时候并不熟，是后来因考研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彼此接近了许多，竟然发现有不少共同语言的了，等到后来我搬到了十七号楼，已然成了我那小屋的常客。他那时候是有大理想的人，热衷于经史，却不得不从业于理工，然而又有别于其它有大理想的人，少沉默，常常放些牢骚出来，反而有趣许多。我们经常结伴到西安的边边角角拍照片，算是在西安的漫游途中难得的同伴。毕业好几年后，在南京再见的时候，朱皮特不住地劝我一起做点事情，比如建一个网站，让大家把视频传到上面，相互分享，我却因在北京的不顺利失去了大半锐气，于他的建议总是推推诿诿，直到他决意去上海。
这决定我是大支持的。“去吧，不要呆在南京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在那里你必然会看到更有意思的东西，认识更有意思的人！”
但我实际上是不熟悉上海的，除了转机之外，我只在二零零六年的元旦去过一次，专程找大学舍友阿伟喝酒 。 我那时正因工作的不顺而惊魂未定，而阿伟做得已然是有声有色。从前在宿舍的时候，阿伟就是被我们大羡慕的，别人苦苦地自习，得到的成果反而常常不及阿伟丰硕，一直让废寝忘食上自习的小王羡慕不已。聪明是其一，我却觉得更多是因了其非刻意为之的中庸之道，玩游戏，也会不顾三餐，却没有像老刘那样睡到网吧；学习，虽不致如小王那般将大好的青春耗到了自习教室，却也没有把课本扔掉；做事，不及朱皮特日日牵挂于其所谓事业，却又不似我这般胸无大志 。
小王则在大学毕业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彻底告别了自习教室，对所学课程的热情，竟然连我都不如了，叫人大跌眼镜。他的时间忽然好像泉水一样从地里冒出来，在其谈恋爱之前，无论找他干什么，他都可以抽得出身来，甚至在实习公司干活儿时发现天色不对，都可以在我的网络留言板上贴个帖子，曰：“天似有雨，小王帮我将衣服一收。” 而且有一次，他居然和人跑到商丘住了一晚，说是“看穷人”。
二零零七年夏天，曾经与我一起用扬声器听歌的小王在自己新房置了一套高档的法国音响，还向我请教该买什么牌子的ＤＶＤ播放机。我说：“那肯定是国产的咯，不挑碟。”
“我是想买飞利浦的呢！” 他说。

我当下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仍旧在用阿山推荐的几百块钱的“漫步者”，“建议你买几个瓷的杯子，把箱子垫起来！” 最近阿山还很关心地和我讲。 他似乎很少变化，仍旧听张学友和周华健，花大把的钱摄影、买鞋、玩高保真，仍旧和我一样地害怕死亡，思考一些玄乎其玄的问题，不久前见面的时候，除了偶尔讲起做小领导的苦恼，几乎看不出和十年前最初见到他的那个盛夏有多么的不同。而我却已经开始听谢天笑和吴虹飞，沉迷于陈果、蔡明亮和库布里克，想着生命将近之际找一个草木黄落的湖边画秋天。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异常炎热，林子的舅舅带着林子来到尘土飞扬的西安。
这是林子第一次出远门，从火车上到学校里，到处都充溢着他闻所未闻的新鲜。他曾经打算写一封长信，想把所见到的一切告诉家人，可是还没等将这信写出来，就忘掉了所有的一切。新鲜感原来短暂如此，宛如昙花一现。
那个夏天真的很热，连常出远门的舅舅都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宿舍里林子认识了广州来的阿山，他有爱华的随身听和索尼的耳机，穿佐丹奴的裤子和耐克的球鞋。他们很快成为朋友，一起从书屋里租《卫斯理》，或带着相机去拍下雪的天。直到后来阿山沉迷于游戏的时候，林子才不得不跟着小王去上自习，不过考试前的那几天，阿山还会偶尔来讨论课程，期望林子能帮着他度过难关。
在尘土飞扬的西安，原来夏天总是如此的炎热。
大学的舍友分成了两伙，阿山他们沉迷于书屋和游戏，小王他们则总是在自习教室里学到很晚。起先林子追随着阿山看《卫斯理》，后来又跑到小王的那一边。还有一个中庸的阿伟，既玩游戏，又上自习，大家都认为他聪明，林子想这该是确实的。
在尘土飞扬的西安，林子和小王属于家境不好的一群，他们常常把方便面和素菜包子当作晚饭。有一次林子终于下决心买一对皮鞋，于是几人结伴去逛大学南路的那些小店，大家都挑了看上去最货真价实的那双，没人花掉很多的六十元钱。然而晚上却发现鞋是假的，于是他们很不好意思地说连累了林子——因为他还从来没有穿过皮鞋。
虽然是尘土飞扬，而且夏天异常的炎热，大家似乎也并不十分讨厌西安。包括从广州来的阿山，他有爱华的随身听和索尼的耳机，而且穿佐丹奴的裤子和耐克的球鞋。但是他并不象上海人那样埋怨西安没有高楼或者麦当劳不是那么多，也不鄙视林子和小王把扬声器挂在铁架子床上。阿山和林子经常一起从书屋里租《卫斯理》看，还以一块钱一张的麻辣煎饼作赌注打赌玩。他们甚至设想合买一对轮滑到高新区的马路上刷街，可惜最后并没能实现，首先是林子没有钱，然后很快高新区便不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空无人影，它变得很繁华，马路上到处都是汽车。
在夏天总是炎热的西安，常常把方便面和素菜包子当作晚饭的林子和小王并不因此埋怨，他们都勤勤恳恳地上自习，大家都认为未来肯定不会像现在那么凄惨。
后来小王有了自己的房子，他在客厅里装了很高档的法国音响 。 既玩游戏又上自习的阿伟做得最有声有色，传闻他不只在公司做到领导层，而且炒股票也赚了钱 。
变化最少的好像是林子和阿山。林子仍旧使用着阿山推荐的“漫步者”音箱，阿山建议他用瓷杯把箱子垫起来，说那样音效会有不少改善。只是林子不再听陈慧娴和周华健，他开始沉迷于颓废的软性摇滚，想着有一天能住到草木黄落的湖边。

一九九七年，林子来到了夏天异常炎热的西安，那里尘土飞扬。
林子买了一盒《朋友》，想送给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写很长的信，那些信有时会因超重而被退回，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那盒《朋友》终究没寄出去，而是给塞到林子自己的随身听里面。有两个扬声器连在那个随身听上，所以《朋友》的旋律常常在宿舍中荡漾，大家都认为好，连广州来的阿山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林子和他的好朋友一直保持着通信，他们互相鼓励，探讨对世界的理解；他们还互相倾诉不堪的情感经历，这些事他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直到最后林子的好朋友结了婚，他们才失去了联络。 有时候，林子也想着是不是该给他的好朋友写一封信，或者打一个电话，然而终于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没有必要，就像那盒《朋友》最后也没有被寄出一样。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九日）

女孩子们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子，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一定得给我画一张像啊！”
我于是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下来 。那年冬天，我在家足不出户达十好几天，废寝忘食。画像完成后我很不满意，然而这是我此生以来耗费心血最多的一幅画，还是决定带给她。
不久后的一个元夜，她和一个男孩子出去约会，而我在小屋里喝得烂醉。

大学七年，我仅有过两次约会，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女子，从教室中的暗恋，到BBS上的邂逅，再到ＱＱ的聊天，我一度以为这便是期待中的缘份。
“好像我更能看清楚没有接触过的你，像是闭着眼睛感觉一样。” 她说 。
在她打过耳洞准备给她未来的男友一个机会送耳钉的时候，我们见面了，她于我来说是 如此的熟悉，我于她却是那样的陌生。于是，故事就像倒退中的录像机，从偶尔的会面，到ＱＱ上的招呼，再到BBS的寒暄，最后唯余记忆中偶然的涟漪。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发生些什么的。” 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于是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致命缺陷：单纯而木然，也许永远无法给他人所需的安全感和欢乐。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不久的时候，我曾经致力于经营一个叫做“王者”的论坛，在那里，我认识了在北京做服装设计的尹秋，那是她大学刚毕业 ，常常贴一些质朴而有趣的帖子，是一个很坦率的女孩。有阵子她大约搞到了一部数码相机，顿时，“王者”到处都贴满了她那些可爱的小玩意儿，好是热闹了一段日子。
那时候我便在想，如果能坐在一起喝杯热茶，该是多好啊！
然后，在三年后的一个秋天，我们竟然真的在北京巧遇了。但我们终于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喝杯茶，只是同在琉璃厂看了看古董，爬过一次香山。所聊到的话题大约是设计，漂泊的生活，以及敦煌的常书鸿，却鲜有提到曾经的“王者”。
在爬香山的时候，尹秋不小心摔倒了，应该是扭伤了脚的，然而我竟然没有给以应有的关心，仅仅是装模作样问了几句，得到了“没事”的回答，便如获大释。事后我很痛心于自己的冷漠，然后又更愿将其归咎为重利轻义的现世社会，以求得到开脱。可我深知，若欲得到真正的开脱，唯有做出发自内心深处的忏悔。

莎木是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女孩，热爱自由到令人惊讶，所以，她最终选择离开北京，去了巴黎。
我们几乎同时离开北京，那么我从她的身上得到些什么呢，我想那便是突兀于我这十余年平淡生涯之外光影幻变的北京记忆罢！
后来，她在欧洲游历期间还是时而不时地寄些明信片回来，也会分享她写的诗。读到诸如”多年后翻看那些断垣，仍能嗅得当年斑驳青春下的芬芳与惊悸“的字句之后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止不住地颤动。
“你写的东西象鸦片。”
“你指相对于写的人还是读的人？”
“读的人。”
“那还好。”

大运村的舍友有一个在英国读书时认识的女友杰斯，他常常和我很自豪地提起她，说她的好，还给我看经她布置的别致的小屋。可是有一天，他还是决定不要她了，他说他们不可能。她千里迢迢一个人赶到北京，带着专门为他准备的礼物，在那个北京少有的炎热而潮湿的夏天。他没有见她，走投无路之际她找到了我。我陪她去了长城，吃烤肉喝啤酒，竭力讲些安慰的话，但我深知这不能带来一丝一毫改变，那个可以改变的人已经改变了她的一切，可以说是一生。

女孩子们啊，天地万物间的精灵，愿她们好。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

最美好的时光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学校十七号楼的一个小屋里，窗外有一排国槐，夏天的时候女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从槐树荫中走过，冬天的时候可以观雪。
此外，我还喜欢在天冷的时候不厌其烦地玩一套小把戏：取些廉价的张裕白兰地倒满小匙，放入方糖后点燃，任由蓝色的火焰将糖熔化，发出吱吱的响声，等到糖完全消失到酒中以后，迅速将其倒入盛满红茶的玻璃杯里，于是一种混着葡萄、酒精、糖和茶的异香散布到屋子里每一个角落。
阿伟或者朱皮特来聊天的时候我就弄这个给他们喝，然而并没有得到多么好的评价。
“嗯，还不错。”
他们总是敷衍了事地说。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以为那是一段迄今为止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泡红茶的时候，小屋里也常常是门庭若市，隔壁、对门、对门的隔壁、隔壁的对门……大家似乎都愿意跑到这边来，大约与我和舍友杰经常性的清扫和整理有些关系——大学男生的宿舍鲜有被清扫过的—— 讨论的话题亦越来越广，其中有不少到现在也以为是深刻而有意义的。曾经争论过知识分子的定义，曾经一致认定机器进化所必备的条件即绝对随机和它的不可能性，还常常找些题目一起做博弈的练习。虽然自己并不是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却为能有这么多的年轻的人在一起做些讨论而感到兴奋，以致有时会把某个议题带入睡梦，而一直延续到下一次的讨论里。我竟然以为这便是从书本中看到过的沙龙了，开始想象在遥远的未来，或者我仍可以继续营造如此这般有意思的生活氛围？
这些大男生们是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羞涩。十七号楼是男女混住，很早就有人主张去约楼里的女孩子们去跳舞，对门的大个儿毛遂自荐，终于促成了一次舞会，然而那日的晚上确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动员了足够的男生去。而平日里生龙活虎的家伙们那晚全如木桩般凌乱地立在那里，直到有大方的女生来邀才去勉强地跳上一支，场面的冷落自然不必说，而和同楼女生们的联谊也彻底宣告失败。
隔壁的女孩便是在这大方中的一个，那次舞会之后，她竟然还又一次手把手地教一个个木桩们跳过华尔兹。
而一年后她结婚的那天，对门的隔壁或者隔壁的对门的男生们也有去。

我在那段期间养成过不少好习惯，比如中午饭后总会与童博士去散步。我曾经教童博士认识女贞子并告诉他我一度依赖于这种小的果实来减缓失眠，而童博士也会讲一些诸如香农在实验室里骑小自行车的一些我闻所未闻的轶事。
还有就是晚上九点准时去跑步，那期间运动场的灯光全部打开，给人以恍如白日的错觉，如若碰到教室中暗恋的女孩子和帅帅的男生在一起，亦会有些唏嘘。
楼里则会不定期地搞些星际的联网比赛，很多时候我和杰组队，然而二人水平都差，却又不见长进，常常是玩得是大汗淋漓。

至于最大的成功，便该是自己达到从前所追求的内心的沉静和超然，虽然后来以为这沉静和超然来的太早，而且过于狭隘以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记得有一次在西部书城意中听到几个澳洲的归国青年关于创业的讨论，心中很受震动，感慨自己其实原来是生活在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而他们所谈论的却是玻璃瓶外的有趣故事，于是决意也要离开这玻璃瓶子了。然而至少那几年一直还生在瓶中的，可以看到花草，却无须遭受风吹。不必忧心于任何事情，不关心时事，也不关心未来，所有的精力全用来在那狭小屋子里营造一种自我意义上的宁静和舒适。我却也知道这宁静和舒适并不会长久，时时为它的终于将消散而感到不安，甚而至于处心积虑地拍摄了一段视频，配上巴赫的Ｇ弦，竟有一些制作时光标本的意味。

这的确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甚至残存下来的那些时光标本都曜曜发光，可是，难道我便会仅因它的完美无瑕疵而心生怀念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日）

从银锭桥到和平塔

狼狈不堪地从北京逃到南京的那几日，天总是阴沉沉地，动不动就下雨。我无家可归，供我寄宿的老同学们都在上班，于是只好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闲逛。就是这么发现了树丛中那座怪状的塔，跑过去一看，竟然是汪精卫叛逃后返宁所建，名和平塔，亦作还都塔。

汪精卫。我默默地读着这个名字，不禁想起北京的银锭桥来。
那银锭桥就在后海的旁边，那些个夜晚，陪着那些个朋友，不正是在那里度过的么？何曾忘记那盛满打碎了的灯光的湖面，五彩斑斓，伴着远的近的音乐轻轻地荡漾着，让人不由地想起十八世纪塞纳河边那些玩弄光影游戏的年轻人们。桥边泊着的船上总有几个年轻人在歌唱，歌声悠扬而悲伤，曾经惹得杰斯连连感叹：北京怎么处处都是这样的味道。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倚着桥栏看那夜景。
“我决计离开北京”，我说。
“为什么哦？”
我便习惯性地抛出了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草拟好的已经用以答复过好多人的缘由：不顺心的工作，四环上令人作呕的噪声，城市该死的大… …以及在另一个城市等候着我的虚渺的美好——我其时根本就不知道那里还有一座和平塔。然而我却终于站在这和平塔前了。

我不能不承认离开的时候心中曾经徘徊过一丝惆怅：那个黄昏，当我一如既往地骑车从北大东门出来，看到中关村华灯初上的时候，就曾疑惑：万圣书园、乌有之乡、音乐厨房、北兵马司胡同里的小剧院，美术馆的雕塑，地坛的落叶，圆明园的柳，难道真会马上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吗？等到终于要和所有的朋友逐一话别，别老曹，别邱田，别鹏儿、飞儿和二子，别小王，别小曾、别马姐、别老杜… …别到两眼湿润，心中凄然的时候，我才承认原来是做了一个完全背叛自己内心的决定，仅仅出于面子上的自负和尊严。
“过一两年就回来！”
我笑着对大家说。然而我却终于站在这和平塔前了。

新的生活让我觉得兴奋，觉得不安，同时也感到无聊。
谈资里没有了新左派、黄纪苏或常书鸿，也没有理查德·斯托曼或图灵； 再没有人为我介绍世纪末的波希米亚潮流，也没有人追问我时间的含义、社会锁链或其它；没有凡高，没有双年展，没有迷笛的音乐，没有新浪潮，没有小话剧，也没有了银锭桥边的湖面上盛着的打碎了的灯光。
然而我却终于站在这和平塔前了。

我所租的房子距南京市的中心新街口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出门后到大路上，如果朝另一个方向走的话，不久便可以到一座小丘，旁边弯弯曲曲的有斑驳的城墙，再过去是玄武湖。城墙是明代留下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六朝台城的遗迹。这段不知道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城墙一端已经破损，另一端却可以直达太平门。太平门出来有一个白马公园，公园的侧面新修了木头的栈道，沿着栈道往前能够上紫金山。我和杰每隔一阵子便要爬一次紫金山，下来时就走这条路线，起初栈道还没有修好，我们须在公路上步行，那公路一侧靠着城墙，一侧则是郁郁葱葱的山谷，迎面而来都是开往中山陵或明孝陵的汽车，让人感到万分的危险。

不断认识到新的朋友，工作之余便也不再缄默，总少不了随着大家一起谈谈房子、股票或者公积金，绍介给别人一些未经实证的教育小孩的建议，换取若干暂无用处的对付老婆的经验。
偶尔也有老的朋友从远方来，我总会带着他们到家门口的那条大路上，朝另一个方向步行 ，登上那座小丘，颇带几分得意地指给他们看斑驳的城墙，以及城墙后面还算得上旷阔的玄武湖面。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他们总是这样问我。
“啊——这个嘛——到时候再说了，北京的环境——你是知道的，何况压力又大。”

一九一零年三月卅一日，廿七岁的汪精卫与革命党同志共三人埋伏于什刹海银锭桥处，企图刺杀末代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事败，汪被捕，狱中作绝命诗，其中两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流传至今，荡气回肠。
一九四零年汪精卫叛国投敌，同年三月卅日在南京建和平塔，以示纪念。

然而我却终于站在这和平塔前了。从和平塔，还能回到从前的银锭桥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

我思念的城市

“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为何我总对你一往情深，曾经给我快乐也给我创伤，曾经给我希望也给我绝望。”
此前我不曾恨过任何一个人，却恨过一个城市。然而，没有爱，会有恨么？

第一次去北京是二零零二年春节后不久，那时候宏还在科学院读书，我借宿在他的宿舍里。第二天一起去广场，赶上了小布什访华，长安街旁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要等布什的车队过后才能到对面。于是焦急地等，抬头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中美两国的国旗卷在一起在寒风中飞扬，忽然觉到一种奇妙的亢奋。回到西安以后，莫名地失落起来，坐在公交车上，第一次觉得自己熟悉着的这个古城的马路怎么会那么窄。

快毕业的时候，我一意想去北京工作。后来托了朋友的帮忙，得到一个科学院的面试机会，在初冬的寒风里又一次到了北京。这一次是师弟的妻子从她们公司的宿舍中为我找了一个房间，就在西格玛大厦的后面。我们便一同在中关村南四街的小饭馆里吃饭，窗外来来往往的那些人在我的眼里充满了激情和朝气，于是开始向往不久之后在这个地方的生活了。
真正到北京是二零零四年的四月，那天下着小雨，我、老曹和范三人搭老曹叔叔的小车在三环上堵堵停停，终于到了单位。报到后，三人给安排到了大运村的一个宿舍。
一开门我就有些失望，十来平米的房间居然架了四张床，除此外一无所有。 后来范说出去租房子吧，我却认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吃点苦。其实我更多的心思是在工作上，希望能够尽快投入进去，做一些有技术含量的项目、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的项目。
在这方面我却有些过于乐观了，一直到“五一”，都没有人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后来终于分到了一个研究小组里，但不久便从组里黄博 士的口中得知，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项目做。 这个事实令我异常沮丧，后来，我强压着心中的抑郁为自己制定了些计划：“不要总想着去写庞大的代码——你现在根本还没有个能力，先虚心地学习两年再说吧！”
曹和我所秉的理念是相同的，只是他更主动，我却纯属被迫。于是我们一起研读一些经典的计算器书籍，并经常做些讨论。我记得我读了《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TCP/IP网络详解》、《C++编程思想》等；在单位，则主要是阅读一些开源代码，学习使用Linux， 还学会了一种叫做TCL的脚本语言。那时主要看的是视频通信项目，看得多了，也写出了一个可以在掌中宝上运行的网络视频电话终端，领导觉得好，上面的人来视察的时候还经常去拿去演示一下。几个月下来也不断积累了些学习的心得，年末的时候整理成一个小册子放到了网上，心中多少有一些慰藉。
工作不顺利对一个人心气的打击是致命的，我大约在二零零四年就从来没有摆脱过沮丧。可是别无办法，我只能尽力战胜它 。有时候一下班就跑到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房里，那儿的环境很别致，常常放着慵懒的法式沙发音乐，过道中还有块留言板，贴满了各国语言写着的小便笺。“韩国女生，想学汉语，有意者请联系 135-xxx-xxxx ”
这使我感到祥和，心情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可以像不久的从前一样。

如果周末的话，就能跑得更远一点。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从北太平庄漫无目的地骑到了新街口，偶然发现了徐悲鸿的纪念馆，走进去后，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好的油画，心中激动异常。
不然就去找老同学，高中时候的同学不少都流落到了北京，读书、当兵或者做着其它各种各样的营生。全聚起来的机会并不多，但一聚就能有七八号人，不是去音乐厨房喝酒听歌，就是到什刹海坐到半夜。
快乐总是暂时的，却是那么令人难忘。

秋天的时候有过一段充实的生活，那是母亲到北京看病的日子。医院在崇文门附近，我便就近找了个旅店把父母安顿下来，因为大半夜就要去医院门口排队领号，我就干脆和他们住到一起。奔走于医院之余，我和父母常常沿着长安街一直步行到广场，或者带他们到南边的新世界商场去逛。
父母平生就没出过几次远门，他们心目中的北京仅仅是二十几年前结婚时候的一点美好回忆，而今他们又看到了广场，看到了天安门，我想他们定然是开心的。
“我认得路，知道咋走，以前不还走过的吗？”父亲在乘地铁的时候，自豪地说。
不久，他们回去了，我的心空了好多，但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原来也不是冷冰冰的了，它有了令我怀念的地方。

大约也是这时，我结识了莎木。我们一起去看了那年的迷笛，有那么多乐队，“幸福大街”的吴虹飞，还有“痛苦的信仰”。 莎木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其实我认为她的处境也并不好，但从她的脸上很难看到沮丧，相反，几乎每次都是她在鼓励我。我们的关系仿佛倒了个个儿，甚至在北航，都是被她用单车载着，滑稽不堪。
由是我开始去美术馆，有时候和莎木一起，有时候也会单是自己。我的心灵在那儿得到了另一种慰藉，甚至是鼓励。我从那些画作里，靳尚谊的、罗中立的、朝戈的、戴维的、莫奈的… … 隐隐约约发现了美。
美术馆的院子里有一座雕塑，是一个带着棒球帽，梳着马尾的年轻女孩，名字叫《姜煜》，每一次去看画展我总会在她的面前徘徊一会儿，我觉得从她那儿我能找到我急需的一些精神力量，就如同我从莎木那儿获得的一样。

生活是在穷困中渡过的，冬天的时候，为了省钱，都不敢使用大运村宿舍的电热壁。
记得在三元桥，或者在双安商场的门口，常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求乞者，我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也不幸堕落为求乞者的情形。
“我们会成为他们那样子么？”
我问老曹 。
“怎么可能呢！”
老曹说。

在这种情形下受左翼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最先是和老曹读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后来开始去“乌有之乡”，那时候它还在北航西门的“丽人街”上，黄纪苏、杨帆等人时不时地去做些讲座，整个书店经常充斥着形而上的争论。
太有意思了，有一次我这么想，真该找个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在那种状态下，我的思想混合着悲观和乐观，它们在我的大脑中相撞击着，令人激奋。
“我对社会是悲观的，人们的贪欲，无止境的索取终会把这个世界引入绝境。”
我对莎木说，“但我对自己却是乐观的，无论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够充满激情地生活。”
在北兵马司胡同的小剧场看话剧《梵高》的时候，她默默地塞给我一包纸巾，我笑了，盯着她说：“你看我怎么会哭？”

社会依然以令人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我的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二零零五年的春天，单位决定削减工资，我顿时陷入了经济危机。那时刚好和老曹在外边租了个小屋，我担心付不起房租，决定去做兼职的工作。恰好黄博士要为一个朋友的公司开发一套电子产品。
“你来我这里干吧，你现在那么需要钱！”
他半带引诱半带威胁地说。
于是，我每天晚上都不得不窝到太月园小区的一个房间里，调电路、写代码。就这样，我失去了二零零五年的春天。

莎木还与我保持着联系，这令我心情总不会坏到哪里去。晚上十点多，结束兼职的工作之后，我便急匆匆地骑车穿过五道口，去地大和她一起跑步。有时候，五道口铁道上会有从南到北的绿皮列车从身边缓缓驶过，我便跟它赛跑起来，觉得有种别样的沧桑感，眼眶会有些润湿。

北京的天空是美丽的，可是我无法记录——没有相机；也无法感受——没有心绪。我唯一记着的就是它的美丽。曾经有一个夏天的午后，暴雨归去，西边大半个天空瞬间通红，宛如希区柯克电影里为了烘托黄昏打着的夸张的灯光。

得到南京的邀请是二零零五年夏天的事情，虽然其后又经历了颇多的波折，然而心情畅快了好多。
从七月到十月，我陪琼在景山上看了故宫、陪李同学爬了香山、陪远道而来的杰斯去了长城，也总满怀喜悦地跟他们讲：“我要离开了，我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南京！”
十月十二日，我离开了北京，怀着爱、怀着恨。
还记得那天早上，从知春路的沃尔玛买了旅行必备的物品出来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满脸喜悦地塞给我一张号外，上面写着：10月12日9时0分0秒，神舟六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后来听到许巍《我思念的城市》的时候我总在想：我思念的城市该不会是北京吧？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