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是一个向右转的过程，在通勤的列车上断断续续地翻完了#Mark Steyn的《American Alone》，始认为所谓普世价值观之持有者，往往是惮于接受冰冷的现实，而更愿意代之以温暖的想象。《经济学人》将最近某一期的封面给了默克尔，称之为欧洲不可缺失的女人——两周之后，巴黎事件惊现，可以预见下一期的封面必定是一个惊恐的欧洲。Mark写书的时候自然无法预见当下中东的混乱状况，他仅仅从生育率着眼，就明确指出十年以降，欧洲必将成为穆斯林的欧洲，如今移民危机推波助澜，这一进程势必加速。
极小时就被告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之至高境界，便一向以为政治家的决策必然集成世上最深奥义，然伴着年岁细细观察，却发现原来只是一个拖字诀。推上已经在盛传ISIL在积极探求生化武器，而大国们至今连一个共同的宣言都没有发布过。
除了暴君，没有人愿意为错误的决策负责。
苦等了两个月，终于从图书馆拿到了伯南克的新书《The Courage to Act》，到手那刻大吃了一惊，城砖一样的大部头，在拥挤的通勤列车上翻开都显困难。
金融危机7年以来，对Fed的批评不绝于耳，也只有过了7年，看上去大势已定的状况下，伯老才敢出来为当年的决策做辩解，一辩就是600多页，令我至今连一半都没有读完。毕竟是学院派，对比Tim的《Stress Test》，伯老的笔墨更多放在事件和决策的因果分析，虽然读起来不及后者惊险刺激，但更能体会到作者的苦心。
Barney Frank wanted to know where the Fed was going to get the $85 billion to lend to AIG. I didn’t think this was the time to explain the mechanics of creating bank reserves. I said, “We have $800 billion,” referring to the pre-crisis size of the Fed’s balance sheet.
Barney looked stunned.
Barney惊呆了，读到这一段，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玩转货币政策之出神入化者，伯老之外无出其右。
相比之下，耶伦则要骑墙的多，就好比杂技场上接了同伴的球，先得能把它继续玩下去，然后才能考虑怎样退场。
整个世界的经济数据都算不上出彩，与其说是金融危机的余波未退，不如说世界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以生育率为出发点的经济学研究开始涌现，如Wallstreet Journal的这一篇，不断地试图说明传统的解决方案已经很难适应一个新的态势。
迈入新世纪已然十五年，但似乎谁都不愿承认人类正在日渐远离那个昨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