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游戏

最近两个周末在家里和孩子们玩一个瞎编的冒险游戏,兄弟俩都不亦乐乎。

起初规矩很简单,楼上铺地毯的地方都是大海,楼下铺地板的地方则是陆地,游戏从弟弟的小床开始,他们一个人得一个收纳箱做小船,可以乘着去海里探险,捡到任何宝贝都可以找我换钱,比如一架飞机二十块钱,一辆汽车十块钱。很快,小屋里的玩意儿就给哥俩搜刮赶紧了,他们就得去其它房间,那样我就要求他们出去一次吃一顿饭,一块钱;接着他们又想下楼,我就说下楼要有飞机,在楼下走要有汽车,每加一次油又是一块钱。兄弟俩后悔不迭,用攒的钱来跟我买汽车,一个三十,买飞机,一个五十。哥哥又想着去客厅,我说那里是沙漠,要有越野车,一个五十,五块钱加一次油,哥哥想了想,还是掏出了五十块钱,然后就破产了。

大家都觉得这样子玩没多大意思,于是我就为大家设立了游戏的任务——去找到一个橙色的乒乓球。
哥哥立刻行动起来:捡东西、换钱、买飞机、买汽车,终于发现乒乓球在厨房吧台的水果篮里。
“吧台那么高是不许直接拿的,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有蜘蛛人帮忙!”
“可是蜘蛛人刚才十块钱卖给你了?”
“要买回来吗?”
“要”
“一百。”
哥哥又破产了。

加利福尼亚四年,二月,料峭春寒促酒醒

那天中午我侯在实验室里看SpaceX的直播,猎鹰重型首次发射近乎完美的成功让人感慨,本来在太空梭退役那年以为人类的大航天时代陷入停滞,却没想到生机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萌发。如果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等到开往其他星系的大舰在近地轨道的超级工厂开始建造,也不失为一种莫大的庆幸。
K的机会更大些。
他对未来的憧憬相当美好,相信等他长大的时候,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天空中川流不息,巨大的移民飞船在行星间穿梭,而且当说起从前太空梭是用火箭发射升空的时候会觉得弱爆了。
比起自己小时候的憧憬——什么社会主义红旗遍布全球,虽然虚缈程度近似,但至少不扯淡。

趁弟弟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他微信视频,那天有些微醺——花四块钱超市里买了一瓶黑皮诺,烧菜用掉一半,喝掉一半——我没想到他在外边,看上去一脸倦意,跟我讲想回去做小生意的计划,他说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母亲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回去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说那就回去吧,挺好——我这么说,当然一半是出于私心,而另一半也是不忍看着他一个人在南京辛苦而无望地挣扎。他总说某某某哪年在老家买了个门面现在都一百万了,每月租金都比他拼了命加班挣得还多。
他所讲得这些都是光靠我啃书本得来的知识根本无力解释的世相。没到过年社交媒体上都流行#回乡见闻,今年大家都说好,小城市货币化棚改搞得热火朝天,银行把钱直接发到了老百姓的手里面,给大家买车、买房……房价保住了,消费也促进了,虽然也有人疑惑,说家乡繁荣了,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产业。
重要的是目标,就是繁荣,OK?这一套伯南克早就提议过,只是美利坚不给他老人家一个机会实践而已。
总之蛮好。

童兄来开会,我顺便托他捎了些锡兰茶。他俨然已是H社的技术专家,吃饭细聊的时候,却告诉我他其实是不碰开发的,
“搞开发的在H社地位最低!”,他跟我这么说。
“蛮好。”,我说。

我知道现在才明白千万不要因为不认可某一个观点就认为它不好,你看,货币化棚改就很好,土地财政也很好,墙、集权、终身制或许都很好。

湾区今年倒春寒,酒劲才上来的时候被冷风一吹就全醒了,不如不喝。

北京四年,五月,我们

We

五一假期,弟弟从南京跑过来看K,小住了三日。回去的时候我送他到地铁站,心想再见时或许不知是何年,故有些别样的感觉。倒计时眼看着就要启动,再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工作也难掩心中的不安。
京城里降了一次温,K染上了感冒,怀疑是那日带他去办理护照时滞留太久而致。一日跑了三个医院,诊断说是支气管炎,让回家一边吃药一边观察。后来发现咳嗽虽然一直没全好,但也没发现其它症状。同朋友聊起,或认为和北京污浊的空气有关。

父母也住了过来,继续跑医院,给母亲看脚。原先还有让父母带孩子的想法,现在发现他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遂放弃。但至少在离开之前一家人能在一起,虽然时间短,也不至于过分遗憾。
周末大家都被岳母喊到公寓下面的花园里拍全家福,我发现风大,还有些担心K被吹坏。

随即气温骤升至三十五六度,堪比盛夏。
我听闻是有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在酝酿中,心中大喜,以为加州长达四年的大旱有救了!

股市继续疯涨,L时而不时地抱怨我缺少投资眼光,而我也承认,对人性的认识太浅,再次错过了一次掠夺的机会。
O却是出奇地淡定。他们全家过来看K,也算作为我送行。2013年的那些变动已悄然远去,他们再次回到了五环不进六环不出的平淡生活。
O的儿子都七岁了,那时我竟然还和他谈论娃娃亲!

Real搬到了亮马桥。我要是还在那儿上班,要是还在亮马桥住,中午铁定可以回家睡个午觉。
我有好几次画我和L在亮马桥生活时的情景——我们。

二零零九,北京,不过是回忆

那日,和弟弟在崇文门外新世界旁边的永和大王吃面时,我指着窗外繁华的街道问他:“还记得吗?从前晚上我们和妈妈从这边步行回来?”
“不记得了。”弟弟坦率地说。
“怎么会?”我有些惊愕,不过是四年的工夫。

但有些时候,我还真羡慕如弟弟这般健忘的人,他们不至于像我这样,每次经过北京都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酸甜苦辣咸一并涌上心来,叫人不堪。这个城市,在我眼中总是弥漫着各色的回忆,即使我竭力保持理性,劝说自己那不过是一层罩在冰冷的水泥森林之外的臆造的幻象,美丽而不真实,却依旧无法摆脱。

那日,和弟弟在崇门外新世界旁边的永和大王吃面时,脑中晃动着的总是这样一幅景象:深秋的下午,我和母亲坐在新世界门口巨大的阳伞下喝冰梨汁,母亲说太凉,喝不下,要带给在旅馆歇着的父亲。而阳光是那么的炽烈——至少在印象中,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人们在阳光中攒动。
“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弟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实际上,我也一直在刻意地切割着对这个城市的情感,因为无论是与这城市相关的我,还是与我相关的这城市,都已属于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只因一去不复返,所以分外美丽。然而因沉湎于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而产生的怀旧情绪难免会令人有些忧郁,所以,宁愿努力去遗忘。
这次抵京本没有见任何人的计划,只是一到八达岭就出人意料地接到了小曾的电话,然后去了趟地坛,见到了O,在安定门蹭了他一顿“东来顺”。
地坛在开庙会,最后一天。举鲤鱼幡、带小丑面具、抱大布偶的人们挤在棋布的各种小摊前讨价还价,令我想起徐克的电影《花月佳期》,于是瞬间喜悦起来,也挤入其中,挑了几件打算送给MM的小东西。

“我天天盼着儿子快点长大,可是忽然一想,儿子长大我不就老了吗?那还是慢点长大吧!”分别的时候,O对我说。
原来,在我辗转奔波之际,他们都老了,剩下的不过是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