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二意

北京终于下雪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北中国的雪，就似在家乡一样。早晨，地上的雪已经积了半尺多厚，象极了小吃店里的发糕，行人的地方被踩实了，经过时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而人们也多半不会打伞，和西安的雪天大不一样。

红叶节的时候在香山看中了一个加工好可以放东西的葫芦——也许可也盛酒——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却终于没有买下来。回家以后，竟然不能自已地开始惦记它，心中很后悔，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常常说到，并打听有没有打算去香山的，希望能托人帮我把那个葫芦买回来。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这事也终于没有成。周六上午一起床就开始想念那个葫芦，终于决定在去一趟香山。这时已近仲冬，天气清冷，风也很大，幸而天还是蓝的，尚能使人打起一点精神。到了香山才发现红叶节时的热闹情形早已不见了，原来挤满了游人的那条小街极度冷清，两旁的小摊早已撤了去，只有固定门面的店铺还开着几家，却也没有顾客，甚至都寻不到店主人。自然是白跑了一趟，失望之余我又想起了红叶节时的情形：下山后在这小街上逛，忽然看到了一堆很有意思的葫芦，其中有几个是已经掏空而且晒干了的，还配了精致的木塞，令我一下子就有了拿来装酒的想法。摊主说要15元，我嘟囔着说贵了，摊主很不忿，指着旁边一堆绿色葫芦的说：“嫌贵你拿那些，五块钱我给你四个！”，然后又向后指了指，“看到没？还有那么多呢，可是能弄成的没有几个！”我顺着他指得方向看去，一堵矮墙后面架着一条粗藤，挂满了青溜溜的、大小不一的葫芦。

总是犯这般的错误，因了机缘和自己中意的东西相遇，却疲于思考自己是否真的中意它，等大约得到了一个答案的时候，它早已不见了……

法国文化年的第一道大餐——印象派画展开幕了，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难以一见的长龙，据说只有当年达利来的时候才有的一拼。更有戏剧性的时，同时举行的还有北京写实画派的首次集体展。可惜人太多，而且雷诺阿的作品只展出了两幅，没有我喜欢的《磨坊》，马奈和毕萨罗的作品展了好多，我却始终看不出特别的好来，倒是那边杨飞云的几副新作很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自己非专业人士，还是时光的灰尘掩去了大师们的光芒了呢？

香山原来很少枫树，所谓红叶大半来自一种叫做黄栌的植物，这种红泛暗，不新鲜，远观也就罢了，接近时实在难以喜欢上它。此外，五岳归来不看山，红叶不动人，爬山更无特别趣味了。

一下班便赶回宿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母亲问我吃饭没，我说没，便让我出去吃面。我想了想，真的决定吃面，于是跑到了“老上海城隍庙”，要了一份牛肉面，后来觉得有些寒碜，又加了份酱鸭。最后没吃完，剩了半只鸭腿，算浪费了。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开始给朋友们发短信，收到张琳的消息，说和她的同学做了些饺子，让我同去吃。我犹豫不决，便问她在那儿，可久久没有回应，我便继续发短信。

快九点半张琳打过电话来，说才收到我的消息，但饺子已经吃完了，然后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躺在床上发短信。

“好可怜！本来想让你一起过来的，可是我同学那里没有信号，刚才出来才收到了你的消息。”她安慰我。

唉，这是第一个一人度过的中秋，不知道这种中秋还要过几个，记得去年此时在我宿舍还开了个小小的茶话会呢！

十数日来一直在忙碌中，做了许多事情，但很快就成了模糊的记忆，剩下的只有丝丝疲惫。我本不该觉着疲惫的——一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怎能感到疲惫呢?
十余日前的中午，在车站迎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天气很热，父亲穿着我从前的那件外套，搀扶着年迈的母亲，我禁不住嗔怪：这边天气这么热，需要穿外套么？我没有料到马上就风叶鸣廊，秋意索然，真是很没有先见之明的。
在崇文门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一家还算可以的旅馆，将父母安置下来，然后便开始跑医院。事前只请了两日假，以为绰绰有余，等到了医院才发现诸多繁琐之事：挂号要预约，五点钟就得排队；所有检查也均需预约，而且有些检查只在特定日期开放；还要找医生……不得已又请了几日假，依然很没有先见之明。
禁不住埋怨母亲，认为不该跑到北京来，如此麻烦，还不如在太原或者大同。母亲也有悔意，甚至有回去得打算。幸而我之缺乏先见之明还未到同意母亲回去的地步，经了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在礼拜五做了检查，决定手术。
周末两日无事，带父母去了广场、北海和天坛。母亲仅在结婚的时候来过一次北京，二十几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大，我都有些晕，而不知父母又是什么感觉。天坛公园有很多古老的侧柏，一棵挨着一棵，竟望不到边际，如同置身于森林一般。林间的小径中只有我们三人，偶尔有几只灰喜鹊或者松鼠，活泼地飞着或者跳着。游人们都挤在祈年殿那边，因为要花二十元门票，父母不肯去。母亲也说：“看这里比那个坛子有意思多了！”应当比我有先见之明的。
以前同事给我讲过个事儿，说父母来北京看她，于是她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等买票时，父母才说：“闺女，你进去转吧，俺们在门口等你！”
星期一我终于没有请假，下班之后才匆匆地赶到崇文门。母亲说手术做的很困难，花了四十多分钟，幸而大夫技术高超，做得比较成功，问题不是太大了。我偷偷地松了口气。
之后每天下班乘地铁到崇文门，晚上在回去，能有一两个小时和父母聊聊天，总算才有些欣慰。那胡同里有家古老的教堂，还有一所同治年间建的女子中学，都属于文物，大约因此没有遭到拆迁的厄运，还保留着以前的平房，与小城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相像。母亲住得很舒适，说要有那么间小房多好啊！我解释说这地方的地皮比黄金还贵，母亲不懂，又说：以前来时在西单住，那里有许多平房，等有时间我去给你问问有没有人卖，有平房住其实也行了。我默然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自我解嘲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父母就要回去了，我希望在中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