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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和弟弟在崇文门外新世界旁边的永和大王吃面时，我指着窗外繁华的街道问他：“还记得吗？从前晚上我们和妈妈从这边步行回来？”
“不记得了。”弟弟坦率地说。
“怎么会？”我有些惊愕，不过是四年的工夫。

但有些时候，我还真羡慕如弟弟这般健忘的人，他们不至于像我这样，每次经过北京都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酸甜苦辣咸一并涌上心来，叫人不堪。这个城市，在我眼中总是弥漫着各色的回忆，即使我竭力保持理性，劝说自己那不过是一层罩在冰冷的水泥森林之外的臆造的幻象，美丽而不真实，却依旧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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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日来一直在忙碌中，做了许多事情，但很快就成了模糊的记忆，剩下的只有丝丝疲惫。我本不该觉着疲惫的——一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怎能感到疲惫呢?
十余日前的中午，在车站迎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天气很热，父亲穿着我从前的那件外套，搀扶着年迈的母亲，我禁不住嗔怪：这边天气这么热，需要穿外套么？我没有料到马上就风叶鸣廊，秋意索然，真是很没有先见之明的。
在崇文门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一家还算可以的旅馆，将父母安置下来，然后便开始跑医院。事前只请了两日假，以为绰绰有余，等到了医院才发现诸多繁琐之事：挂号要预约，五点钟就得排队；所有检查也均需预约，而且有些检查只在特定日期开放；还要找医生……不得已又请了几日假，依然很没有先见之明。
禁不住埋怨母亲，认为不该跑到北京来，如此麻烦，还不如在太原或者大同。母亲也有悔意，甚至有回去得打算。幸而我之缺乏先见之明还未到同意母亲回去的地步，经了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在礼拜五做了检查，决定手术。
周末两日无事，带父母去了广场、北海和天坛。母亲仅在结婚的时候来过一次北京，二十几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大，我都有些晕，而不知父母又是什么感觉。天坛公园有很多古老的侧柏，一棵挨着一棵，竟望不到边际，如同置身于森林一般。林间的小径中只有我们三人，偶尔有几只灰喜鹊或者松鼠，活泼地飞着或者跳着。游人们都挤在祈年殿那边，因为要花二十元门票，父母不肯去。母亲也说：“看这里比那个坛子有意思多了！”应当比我有先见之明的。
以前同事给我讲过个事儿，说父母来北京看她，于是她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等买票时，父母才说：“闺女，你进去转吧，俺们在门口等你！”
星期一我终于没有请假，下班之后才匆匆地赶到崇文门。母亲说手术做的很困难，花了四十多分钟，幸而大夫技术高超，做得比较成功，问题不是太大了。我偷偷地松了口气。
之后每天下班乘地铁到崇文门，晚上在回去，能有一两个小时和父母聊聊天，总算才有些欣慰。那胡同里有家古老的教堂，还有一所同治年间建的女子中学，都属于文物，大约因此没有遭到拆迁的厄运，还保留着以前的平房，与小城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相像。母亲住得很舒适，说要有那么间小房多好啊！我解释说这地方的地皮比黄金还贵，母亲不懂，又说：以前来时在西单住，那里有许多平房，等有时间我去给你问问有没有人卖，有平房住其实也行了。我默然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自我解嘲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父母就要回去了，我希望在中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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