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年,六月,刮风打雷下雨天

今年六月多雨,有一阵子几乎是每天一次。往年的六月已经记不大清了,大约也下过一些,但似乎总不至于如此频繁。
雷电交加的那会儿往往在午夜或者下午,我不是在睡觉即是在上班,所以最终见到的大多是雨后的情形:湿漉漉的地面,澄净的空气以及奇幻的天空。要是在若干年前,或许还会因此而有些兴奋,总不至像现在这般无动于衷。

说不清楚是成熟还是麻木。
记得离京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在怀念和家人在崇文门度过的那段时光。可是这次又带着父母去到崇文门,却发现内心早已死寂如石。
记忆仍在,新世界、搜秀都识的,可总是如同被植入的一样,无法同自身的情感产生共鸣。
“活到三十岁,然后死去”
怪不得有小文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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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北京,不过是回忆

那日,和弟弟在崇文门外新世界旁边的永和大王吃面时,我指着窗外繁华的街道问他:“还记得吗?从前晚上我们和妈妈从这边步行回来?”
“不记得了。”弟弟坦率地说。
“怎么会?”我有些惊愕,不过是四年的工夫。

但有些时候,我还真羡慕如弟弟这般健忘的人,他们不至于像我这样,每次经过北京都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酸甜苦辣咸一并涌上心来,叫人不堪。这个城市,在我眼中总是弥漫着各色的回忆,即使我竭力保持理性,劝说自己那不过是一层罩在冰冷的水泥森林之外的臆造的幻象,美丽而不真实,却依旧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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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记

十数日来一直在忙碌中,做了许多事情,但很快就成了模糊的记忆,剩下的只有丝丝疲惫。我本不该觉着疲惫的——一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怎能感到疲惫呢?
十余日前的中午,在车站迎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天气很热,父亲穿着我从前的那件外套,搀扶着年迈的母亲,我禁不住嗔怪:这边天气这么热,需要穿外套么?我没有料到马上就风叶鸣廊,秋意索然,真是很没有先见之明的。
在崇文门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一家还算可以的旅馆,将父母安置下来,然后便开始跑医院。事前只请了两日假,以为绰绰有余,等到了医院才发现诸多繁琐之事:挂号要预约,五点钟就得排队;所有检查也均需预约,而且有些检查只在特定日期开放;还要找医生……不得已又请了几日假,依然很没有先见之明。
禁不住埋怨母亲,认为不该跑到北京来,如此麻烦,还不如在太原或者大同。母亲也有悔意,甚至有回去得打算。幸而我之缺乏先见之明还未到同意母亲回去的地步,经了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在礼拜五做了检查,决定手术。
周末两日无事,带父母去了广场、北海和天坛。母亲仅在结婚的时候来过一次北京,二十几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大,我都有些晕,而不知父母又是什么感觉。天坛公园有很多古老的侧柏,一棵挨着一棵,竟望不到边际,如同置身于森林一般。林间的小径中只有我们三人,偶尔有几只灰喜鹊或者松鼠,活泼地飞着或者跳着。游人们都挤在祈年殿那边,因为要花二十元门票,父母不肯去。母亲也说:“看这里比那个坛子有意思多了!”应当比我有先见之明的。
以前同事给我讲过个事儿,说父母来北京看她,于是她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等买票时,父母才说:“闺女,你进去转吧,俺们在门口等你!”
星期一我终于没有请假,下班之后才匆匆地赶到崇文门。母亲说手术做的很困难,花了四十多分钟,幸而大夫技术高超,做得比较成功,问题不是太大了。我偷偷地松了口气。
之后每天下班乘地铁到崇文门,晚上在回去,能有一两个小时和父母聊聊天,总算才有些欣慰。那胡同里有家古老的教堂,还有一所同治年间建的女子中学,都属于文物,大约因此没有遭到拆迁的厄运,还保留着以前的平房,与小城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相像。母亲住得很舒适,说要有那么间小房多好啊!我解释说这地方的地皮比黄金还贵,母亲不懂,又说:以前来时在西单住,那里有许多平房,等有时间我去给你问问有没有人卖,有平房住其实也行了。我默然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自我解嘲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父母就要回去了,我希望在中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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