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多次夜里做梦回到大学。梦到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是腌臜的本科宿舍，二就是食堂。为什么不是研究生整齐干净的两人间呢？我始终没想明白。
在梦里，我并没有忘掉到时光的流逝。我深知这并非二十年前，可面前的老同学们又个个风华正茂，正如当年。每次，我一开始都怀疑是坠入梦中，便以锤地、拍树等行为求证，转而坚信这就是现实。回去的缘由因梦而异——有时是重修，有时是集训，有时是游学……尽是些荒诞不经的理由，梦里的我却认为再合理不过。
大家躺在嘎吱作响的架子床上聊天，话题却是老婆孩子和工作。聊到兴起，却总有人提出去吃饭，一行人便懒懒散散地去了食堂，然后又是因了各种原因打不了菜，一个个急得团团转……

昨夜的梦里，和我一同去食堂的是阿P。这次是碰上食堂装修，我俩只好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
那就去后街吧。
米线店里人很多，还卖包子。我对包子不感兴趣，于是要了一碗米线。老板娘甩了一个脏兮兮的碗到桌子上，转身盛了泛着红油的汤粉进去。还没等我动筷子，阿P一个巴掌把米线连汤带碗扫到了地上。

“咳！这个吃不得！你不知道这地方大半的人都带着传染病吗？”

烈阳将群山染作金黄，河面上泛着耀眼的白光。
我带了孩子，驾着车子，跋山涉水来到一片玉米地前。
时值深秋，它依旧是碧绿如春。
我们爬上高高的干草垛子，站在顶上远望。
无边的玉米地一张巨大的绿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我想也没想，就交了二十块钱，看门的墨西哥小伙子眼皮一抬，把我们放了进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人们成群结对地在里面转来转去。
他们一点也不着急，就跟在小区附近的步道上闲逛一样。
我看见几个年轻的拉丁女郎在追逐嬉戏；我听到声音稚嫩的大学生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结局。
身边也时而不时的有一大家子人挤过去，他们可能早就迷了路，也许已经兜了好几个时辰的圈子，但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依旧是笑意。

我觉得疲惫而紧张。
我担心哥哥弟弟走散。
我不停地跟他们确认路线。
兄弟俩在前面飞奔，我卖力地加快步伐，以免他们突然跑出我的视线。
火辣辣的阳光不断地从我的脸颊划过，留下了几道横着竖着的痛感。
那一刻，我竟忘掉了时值深秋，却以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盛夏。
甬道的尽头现出一团白光，死命地要挤进着通绿的世界。
我不由地迷了一下双眼，那一瞬间，哥哥和弟弟消失在了白光里。
我气喘吁吁地紧跟上去。
我也消失了。

迷宫的出口，一对年轻男女拥在一起拍照留念。
我回头看见一座简易的拱门，上面画了几个南瓜，写着一行大字：
“Congrats！ You just completed the world’s largest Corn Maze!”

东帕罗奥图曾经是全美的谋杀之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以3万人口每年42起命案的纪录稳居全美犯罪榜首，超过臭名昭著的巴尔的摩和奥克兰。虽然听说近年来的乡绅化（gentrification）让该市面貌大为改善，但在内心里我仍旧很排斥这个地方，以至于除了偶尔逛过几次宜家，从来不敢在附近逗留。
然而，这次小孩子的机器人竞赛安排到了该市的一所西裔学校里，我就不得不在这里花掉一整天的时间。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在学校里面，但中午总得出去一趟买东西吃。我打开谷歌地图上，查到最近的餐馆是一家卖披萨的烘焙店，开车过去需要4分钟。我开车小心翼翼地穿过社区，这里挤满了矮旧的房子，道路狭窄，边上停满了汽车，中间的空挡只能容一辆车子通过，所以我总是担心如果对面来车该如何应对。我有时候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巴西的同事开车带我穿过圣保罗的街道，同样狭窄，同样让人内心充满不安。
最终，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街上很祥和，偶尔见到一两个行人，他们或者在慢悠悠地散步，或者形色匆匆。也看到一大家子把野营用具塞进后备箱里，像是在准备一场远行。
我开到目的地，扎进巷子里，在电线杆和垃圾桶之间勉强找到个停车的地方。那离餐馆还有几步，我跃过几片脏水沟，穿过一家阴暗的小超市，这才找到了烘焙店的入口。里面空无一人，也没有一张餐桌，只看到一台冷柜，里面摆满了可乐。
我只好大喊：“还有披萨卖吗？”
出来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冲着我点了点头。顺着他的目光，我这才看见墙上贴了一张很迷你的菜单。
我说我要Pepperroni，中号，Top加彩椒、蘑菇和番茄。他说本来就有番茄，你可以不加。我边说那好。他把POS机递了过来，说二十。我刷了卡，没看到提示付小费。他说需要二十分钟，我便退回到冷柜对面等着。他说你可以把椅子拿下来坐着，我才发现吧台上倒放着几把椅子，于是拿了一个下来。
我打开手机，发觉没有网络，又收了起来。
我听到他们在用西班牙语聊天，我听到对面的冷柜发出嗡嗡的声音，我还发觉它在缓慢地漏水，水滴一颗接着一颗掉到底下放着的塑料盆里；我望向窗外，蓝天上飘着几朵浅紫色的云，对面的绿植野蛮生长。轰隆隆的车流声从对面传来，那是101高速，路的那一头坐落着著名的富人区：帕罗奥图。

梦之异于往事者，唯莫能与君共之矣，然往事缥缈，君终忘之，其时与梦又何异吁！

一九八四农历甲子，这点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妈曾经一遍一遍不耐其烦地指着月份牌读给我听，而我也一直以为，那是我有生以来所渡过的最最漫长的一年。

那年，我已经厌倦了父母租住的大杂院——房东的孙子极其吝啬，常常拒绝给我玩他的军棋——我更恐惧姥姥的小黑屋，姥姥是个瞎子，进了小黑屋我就再难迈出家门一步。但好消息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已经建成，或许我们明年就能搬过去，开辟一片新天地。而且父亲也常常诱惑我去他的单位上幼儿园，还说那边有两个大我一岁的小姑娘J和F。其实，我妈已经尝试了几次送我去她单位的幼儿园，因为离家更近一些，然而几次都以嚎啕大哭而罢。我总以为我妈做事情太突然了，至少应该提前给我做些铺垫——像父亲那般，便不至于让我突然面对一群可能比房东孙子还要吝啬的小孩子的时候那样惊慌失措，

于是我终于出现在J和F所在的幼儿园了，并且分到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一个红色的阿拉伯数字5。在用3号缸子的F得肺结核之前我非常满意这个数字，但此后发现它和3长得是如此之象以至于我经常要担心拿了错误的缸子，得肺结核，然后被打针。拿2号缸的是个小我一岁的小胖子，他爸对他极好，每天早上都从公司食堂买一个一毛钱的肉包子给他，我坚信这是他之所以胖的直接原因，我很羡慕，但我爸却说包子里包得根本不是猪肉，是猪皮，因此，我始终没有享受到吃包子的待遇，然而我也开始鄙夷小胖子，因他午睡后醒来总是哭——这是根本就没有长大的表现，这鄙夷日渐深化，以至于铸成我许多年后仍然不待见数字2的莫名习惯。

搬家也总没有预想的那样快，尽管父亲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狗仔已经扔到了新家，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要揣着馒头槅门去喂它。从幼儿园到新家并不远，可对于一米都不到的小屁孩子，那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幸亏小眼睛会陪我，我们可以顺便在附近的胡同里玩秘密游戏。至少在一九八四年，我们的关系还相当好，和小眼睛在全县幼儿园脚踏车大赛里争第一还是来年的事，更不用说后来我考上重点中学他没考上致使他妈勒令他与我绝交了……

相比之下，和小胖子在一起更Comfortable，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就连运动会上得了一支铅笔都要乐呵呵地跑到他妈面前报喜。
“阿姨，这个铅笔是——嗯——只要有参加的小朋友都有滴！”
我迫不及待地揭穿了他。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任何恶意，我并不是嫉妒他天天有肉包子吃，而且我记得有一次他从家里带了一根当时极罕见的香蕉到园里，还用手抠给我一小块吃，我就是不想他故意抬高自己。
看上去，小胖子并没有因我揭穿他而生气，但我们的友谊也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半夜，小胖子他爸操了把铁锹闯入小眼睛家，把小胖子他妈揪了走，小眼镜他爸落荒而逃。然后，他爸妈就离了，小胖子也搬到了他奶奶家，自此我们极少见面。

回头再说说被父亲挂在嘴边的那两个小姑娘吧，F得了肺结核，我看都不敢看她；至于J，有一次大家围着圈做找朋友游戏，我看到J把自己的糖果丢在身边，于是故意找朋友把她换走，趁机吃了她一颗糖，结果给告了老师，哪里还有的朋友做？

一九八四真的很漫长，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在永无止境地重复：半分嫉妒半分不屑地盯着小胖子吃肉包、排着队到那棵高得足以刺穿天空的大树下撒尿、蹲在花园的水渠旁扔树叶，瞅着它们顺流而下不知去向……
就是不曾预料到这他妈的居然还有个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