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春天，我去北京出差被人绑架了。
事情发生在晚上。八、九点的样子，天早早就黑透了，雾霾很重。当时，我正沿着学院路步行。刚刚走到北四环，就见好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围了上来，问我干嘛。我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下一秒，我已经被他们摁倒在地，像一件家具似的被架起来，塞进了路边一辆灰色面包车里。没等我缓过神来，车子便猛地发动，一路疾驰，向西而去。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分钟，车停下来。窗外是一家不知名的旅馆，后来，我在那里被关了整整一夜。
之所以觉得是遭了绑架，是真心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但作为一起绑架事件，这里面疑点重重。首先，我不是本地人，仅在北京上了几年学，毕业不久就搬到了大阪，那以后再没回去过。我在北京既没有仇人，也没有钱财，不大可能成为绑架的目标；其次，整整一晚上，那些人也没让我给父母或什么人打电话。正规的绑架流程不都要先通知家里吗？绑匪要的是钱，且通常不直接跟被绑的人要——不然就成了抢劫，而如果是抢劫的话，人就不会把我带到那旅馆里面。总之，当时我惊惶失措，一直在瞎琢磨。后来，那些人把我揪到卫生间审问了好几次，都跟那起车祸有关，他们就是想知道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对了，忘了提，被绑之前正好有辆跑车撞到了学院桥上——可天那么黑，我能看清个什么。何况我当时心里有事，烦着呢。
这次我来北京是帮一个客户解决技术问题。
日本同事都知道北京空气不好，没一个愿意出差，推来推去，这差事最后还是落在我的头上。日程安排得很紧，当天到，第二天就回，我没敢惊动任何朋友。结果，到现场一瞧，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客户把说明书搞错了。他们主管觉得过意不去，喊人带我去“大董”吃烤鸭。酒足饭饱，我见天还不算太晚，不情愿回旅馆，正好那地方在中关村，就给附近上班的峰哥发了个消息，问他方不方便出来坐坐。峰哥回复说正在广州出差，问我啥时候离开。我说那算了，下次再聚。
过了几分钟，峰哥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陈梦上个月离婚了。”
我盯着手机看了半晌，心里忽然一阵空。
陈梦是我的前女友，我是和她分手后不久才去日本的，然后我们再没联系过。她发的朋友圈，我几乎都会看，偶尔也会点个赞——包括她婚礼那天发的那条。但我的朋友圈里，从来没有留下过她的痕迹。我一直以为，她心里多少是存着一点内疚的。她跟我提分手时，接连说了好几次抱歉。那天，我听着她一条一条把理由摆出来：她必须拿到北京户口，那是她们全家的心愿；那个男人家跟她家是世交，在她认识我之前，对方就已经向她父母表过态；而且，为了帮她，人家已经动了关系。听到这里，我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也不可能不答应。毕竟身边有太多活生生的例子，我早就知道，有些麻烦不能自找。然后我问她，普通朋友还做不做得成。她没作答，岔开了话题，说想再请我吃一次饭，就在地质大学附近的“音乐时光”。
“音乐时光”是一家音乐餐吧。有几年，这种音乐餐吧在北京特别流行。它们跟酒吧不太一样，一般比较正规，老外不多，也没有拉皮条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大学生和年轻白领。比起普通餐馆，它们又多出那么一点点的情调，比如会有个舞台，晚上请业余乐队驻唱。那些乐队大多只是来练场子的，熟了之后就离开，转战三里屯或者后海。这种店通常开到很晚，午夜也不打烊，于是也招来不少借酒消愁的失意男女，喝醉之后赖在卡座里不走。菜单看着也很洋气，有牛扒、意面和披萨，只是味道一般。我和陈梦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里。我点了一份黑椒牛扒，端上来的样子很难让人相信它真的是牛扒，跟我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差距很大，吃起来更远不如五道口路边的烤串。但那地方是陈梦挑的，又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不敢唧唧歪歪地乱说话。牛扒分量很少，我们很快就吃完了，然后面对面一直坐到半夜。我其实很想跟她深入聊一聊。先前在QQ上，我们很能聊，话题从历史、文学到艺术，几乎什么都能扯上几句。可那个地方实在太吵了。台上的歌手正在唱Beyond，音乐声震耳欲聋。我说话说得极其费劲，不管我把声音抬得多高，对面的陈梦都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表示听不见。后来，我决定放弃，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台上那个男人却还在唱个不停。他看着已经四十多岁了，满脸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我很奇怪他怎么会不觉得疲惫，也无比盼望他下一秒就说一句“谢谢大家”，然后把音乐关掉。可是他偏偏像个荷尔蒙爆棚的小年轻，抱着一把大吉他，身体抖得像触了电。他唱的是《喜欢你》，嘶哑的嗓音刺得我耳膜发痛： “……每晚夜里自我独行，随处荡 ，多冰冷…… “
忽然，我注意到陈梦的眼睛开始发亮，好像快要哭了。于是我扯着嗓门喊起来：“这里太吵了！要么我们回学校吧！”
后来我算了下，和陈梦谈的这段恋爱，前后统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如果刨去网聊的那一段，其实只有三个月。而在”音乐时光“吃饭那晚，我俩的关系达到了顶峰，紧接着便如过山车似的急速下滑。起先我以为是找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正到了关键时刻，陈梦说要准备面试，刻意减少了见面的次数。可是在QQ上，我们聊天的次数也慢慢变少了。对此，峰哥比我警觉，几次三番地叮嘱我：“你得看紧啊！” 我很感激，却没往心里去。对了，陈梦还是峰哥介绍我认识的。有一回，峰哥陪女朋友吃饭回来，甩给我一个QQ号。
“我老婆的闺蜜，”他说，“我觉着应该适合你——人是挺漂亮，还说就喜欢有深度的男生！”
“去你的吧！”
说归说，人我还是立马就加了，结果发现还真挺聊得来。她几乎支持我所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管是做画家、写书，还是去日本搞动画，她都认为很“伟大”。
于是我大意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距离毕业离校只剩一个月，奥运会开幕也不到两个月。我的工作依旧没有着落，以至于负责就业的老师找我谈话，打算把我的档案发回原籍，去向定为“灵活就业”。我把这事告诉陈梦。当天，她就提出了分手。不过，我并不认为这跟我被“灵活就业”有直接关系。她罗列出的那一大串理由，不是一天就能想出来的。她说想请我吃饭，我没有反对。地方依然是“音乐时光”，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没点牛扒，而是要了份意大利面，结果发现还不错，味道就像家乡的饸饹拌了西红柿酱。陈梦非常关心我“灵活就业”的事情，话里话外流露出对我的失望。我马上安慰她，说自己已经开始联系日本那边，准备过去做动画，还告诉她我过了日语四级，去日本不成问题。
“别做梦了！”
这一次，陈梦意外地给我泼了一瓢冷水。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很多。只是又赶上乐队开唱，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一次，台上唱的是《北京一夜》： “……人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含着泪……”
那凄厉的嗓音犹如被埋葬的时光中穿越过来似的，深邃而悠长，绕在我耳边，久久不散。让我忍不住转头寻找歌手。然后，我看到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刺眼的灯光从头顶打下来，把她脸上浓重的晚妆照得发白。
“还坐着干啥？走吧！”
陈梦扯起嗓门，喊出了那晚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又怎么可能预料到，四年后，我会蹲在学院路的马路牙子上，用一只颤抖的手，再一次给她发信息。这事儿做得简直像鬼使神差。我的脑子里全是现编出来的理由。我也许只是想告诉她，我真的去了日本，虽然并没有像当初许诺的那样，从事动画行业；也许只是想单纯地对她的不幸表示一点安慰，一个普通朋友的安慰——可谁又能肯定，人家就是不幸的呢？更有可能的是，我碰巧路过“音乐时光”，不由得被勾起了一些早年的回忆。总之，我没有什么别的企图。就这么一晚，明早就得赶飞机，能发生什么？
即使她答应出来，即使她愿意让我送她回去，或者提议到我的旅店里坐坐，我也绝不会同意。
突然间，我想通透了，心里一下子没有了负罪感。正巧，陈梦的信息也到了。
她问：“在哪里见面？”
我想都没想就回了过去：“‘音乐时光’吧，我就在附近，走过去也就十分钟。”
于是，我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朝北四环方向走去。然后就到了学院桥，便看见一辆跑车从桥下冲了出来，“嘭”地一声撞上路边的水泥护墙，随即着了火。那情景像极了科幻电影里的飞船迫降，就差有个宇航员，或者小绿人，从烈火里走出来了。
至于后来到底有没有宇航员或者小绿人走出来，我其实并不清楚。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走上前看个究竟，就被人绑架了。
总之，关于那场车祸，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让几个逼问我的人近乎绝望。他们又尝试了几次，最后决定放弃，让我睡觉。经过一夜折腾，我早已困乏不堪，竟然一觉睡到了天亮。
我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门之后，我看到外面站着好几个警察。我推测是旅店里哪位好心的营业员报了案，顿时差点喜极而泣，抓着警察叔叔的大手，哭诉起昨夜的遭遇来。
他们把我推开，心不在焉地说： “没事了，没事了，你走吧！”
我惊讶地问：“不用到局子里去吗？电视里面演的好像都要录口供的嘛！”
这话显得多余。因为我发现，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 “走吧，走吧！”
我确实得赶紧离开这地方，还要赶飞机呢。 “是……是的，这就走——对了，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还在绑匪那儿呢。”
一个男警察朝他身旁的女警察点了点头，女警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交给了我。
“查过了，里面没有照片。”她这是在跟她的上司汇报情况。
我接过手机，发现昨晚有十来个未接来电。打开微信，上面有三条消息，都是陈梦发的。第一条说她到了；第二条是张照片，她站在“音乐时光”的门口，灯光昏暗，令我几乎没把她认出来；第三条问你人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警察在，我感到异常紧张。
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出旅馆，趁着还没到心跳加速，冷汗直冒的地步，招手喊了部出租车过来。
“首都机场！”
说完，我默默地关掉了手机。
二零二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