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年,八月,咖啡、手机、泡沫年代

老曹去布里斯班之前和大家吃了个饭。这回他是决绝地撤退了,所有的资产都换作了美元,还没忘记叮嘱我们:“赶紧把手里的人民币换成美元,三年之内中国经济必然完蛋。”
老曹像其他人笃信党一样笃信时寒冰等人的“预言”,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多年前受到我的不良影响,大运村的小破宿舍里正是我给他推荐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去读的。
自然,没有人把老曹的话放在心上,甚至不会因他即将住上五百平米的大宅、吃正宗的无公害食品、喝没毒的牛奶而心生艳羡。
“我老公说澳洲住不惯的,没有什么人,还是北京好。”
然而我可能还是有些艳羡——要是他去了米国,谁都知道,南加州是工程师的天堂,而自己年岁渐大。
就这么别了,都没来的及送他一份礼物什么的。
“我们先预约一下,到时给我们寄奶粉哦。” 两位年轻的妈妈说。

老曹这样的毕竟是少数。
我跟经常全国跑动的朋友们打听当下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不好——然而,大家都在翘首以待下一拨“四万亿”,总会来的,在中国,大家关注的不是美联储——而是党的三中全会。

手机丢掉了,不得不新换了一部——700元;在博览会上买了一磅埃塞俄比亚的有机咖啡豆——30元;如果不是因为没买房子,我无论如何都要赞叹这个时代,多少曾经远在天边的东西如今触手可及,而且如此廉价。
我依稀地记着当年在马连道买Twinning茶,100元一罐,贵得咂舌,而如今,100元都可以拿到来自印度的庄园茶了。
这是一个喝德国啤酒,去泰国度假,淘美国手机,买澳洲奶粉的年代,不知道多少年后回首时,会不会觉得恍然若梦。

八月茶余饭后之谈资,非薄案莫属。他们担心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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