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简历
1957年生于呼和浩特,蒙古族,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重要画展
1999年 法国巴黎伊西国际双年艺术节获评委大奖 巴黎伊西艺术中心
1998年 “二十年启示录”贰拾年重要画家展 中国故宫劳动宫二殿
1997年 著名的威尼斯双年展 意大利威尼斯博物馆
1995年 朝戈、谢东明与中国现实主义绘画展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术馆
1994年 在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上获中国油画艺术奖 中国美术馆

自述:我不认为文化仅仅是那些写进书里的东西,而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处世态度和行为的意识,而书以某种意义讲是半真半假的对人心的模仿。
    以我从少年时代起积累的对形象的高度敏感和掌握,我已经摸到形象与内心的真实关连,对我说来形象的本质意义,是高于一切其他艺术形式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
    从少年时代起看到人间的种种不平,亦使我对现实产生越来越深的质疑,中国人的种种苦难来源于自身的文化缺陷,中国文化社会角度看,缺少一种社会理性,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亦少有理性成份,因此对人的残酷、暴虐原因尽在其中,在中国难以建立起一种广义的具有基本意义的对人性的尊重,在近年我对民间意识的观察,惊异地感到中国专制主义的温床是深藏于民间的专制意识。
    因此我认为西方启蒙时期的基本思想将适合于中国的进步。以我作为画家的心灵可以表达出对当代人的存在,以及人性的种种图景。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艺术将成为一部精神史。
    宏伟的古埃及艺术,希腊古风时期艺术,文艺复兴前期艺术,本世纪三十年代艺术,还有古朴的蒙古草原石人艺术,均是我内心向往的最具人类感情的艺术,这些伟大艺术使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处在一种极大的渴望之中,但我不会是简单的追随者,我去透视这复杂的谜一样的时代并创造出属于本时代的新形象。
    我要表达出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思想感情,意识活动和人的真实存在,并以此获得艺术形式的敏感,这里存在着人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也存在着语言的新元素。
我从生活日亦迫切的畸态,可以感到人格的无能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荒漠巨大的经济机器正在把人异化成非人性的事物。
    我的艺术是当代生活的复杂存在的综合体。
    我的艺术是把有尊严的人性置身于这当代的艰难存在之中

附:风景和绘画想象危机的讨论

□朝戈

    日前画界的状况朋友们有许多议论,但我认为画界的危机本质上是绘画想象的危机。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开放、西方的传统艺术及现代艺术给画家的头脑以极大的兴奋,并引起了极为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无论实践水准的高或柢,现今的画展已是风格林立,然而这些风格的产生是否真正是我们的现实和艺术家真实感情经验的产物呢?由于油画的“舶来“性质,对中国艺术家来廉洁得不是一种对“成果”的模仿,然而西方油画的成长,是在非常自然地对现实的真实关系中成熟起来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推前一两个世纪看有“舶来”性质的俄罗斯风景艺术。俄国油画成熟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在博物馆里看头一百年的艺术虽同样不缺少才能和技巧卓越的人才,但整个艺术岁月却十分沉闷,这个时期的风景虽同样描写了俄罗斯的自然山川,但却是用法国或郑重格式描绘的。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国家们才真正从法国及郑重的“白嘴鸦来了”等真正具有俄国特有现实理想的风景作品。这是俄国特有现实和自然的发展。这时的风格才是真正与现实精神取得了一致,在画面上传达出激越的表达力。
     再看看日本的当代山水画,西画的涌入日本远远早于中国,但日本油画却无显著成绩。但西洋的方式的某种活动却在日本的当代山水画中显现出来,仔细看东山魅夷的手稿与其成吕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西洋式的天然境界溶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当代艺术。
     中国的自然山川对于没画尚有极大的潜力,过去的画在这方面缺乏对自然的完整认识,而只限只言片语。
    中国的油画由于人文、心理、自然山川的不同应该产生一种可以与西方相对经的艺术,而决不是西方诸流派的延续,中国艺术应该产生自己的线索和途径。
     三十年代墨西哥画家西盖罗斯在巴黎被巴黎画派大为感动,但他产生的艺术的雄心却不是巴黎画派式的艺术,他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模仿墨西哥传统,他胸中充满着自他本土的巨大热情和想像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欧美却足以抗衡的艺术。西盖罗斯做的是自己的梦,中国艺术家也应该做自己的梦。中国的广阔的现实土壤应该产生与西方可以对照的艺术,则不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
     九五年我在纽约感受了西方艺术的总体气氛,迅速的都市化使当代艺术灵感充满着异样的气息。整个现代艺术的趋向在局部看是十分激动人心的。但在整体来看绘画正在消解到其它的什么事物中去了。由于都市生活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规定性,都高化的灵感,使整个西方艺术处于某种危机的气氛之中。我们不应忘记人与自然这一古老和伟大的关系中曾产生过多少宏伟的艺术,当代艺术危机之一是都市化割断了这一关系,我们产生了绘画想象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艺术的魅力同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真实感情形态和想象趁向,我们艺术想象的最大潜力,潜藏在丰富的现实之中和壮阔的自然之中,我们需要具有强烈感情经验的、用自己的方式思想和表达的人,重新发现自然,重新发现人,重新发现艺术的总关系,使艺术重阀找到本体。
    我们的艺术不在巴黎也不在纽约,我们的艺术在自己的心里。



 


沉默的朋友(1994)


蓝色的肖像


两个人(1996)


敏感者(1990)


盛装(1987)


西部(1996)


阳光下的克鲁伦(1995)


 


 


 

关于"当代油画中的人文精神"

    关于艺术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一话题也许不算新颖。但是,在越来越追求形式的美术潮流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便显得很有意义。由此,我们特邀请几位始终在进行创作与思考的青年画家和批评家进行座谈。他们的观点,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不存在没有精神的伟大艺术品,反之亦如此。

颜慧:艺术家如何在当代文化境遇里重建和确立精神价值?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社会中,每一个对生存持有道德关怀的知识分子可能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在座各位对此有何高见?

丁方:精神的建构最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就是艺术。不存在没有精神的伟大艺术品,反之亦如此。作为一个始终不放弃艺术精神维度的艺术家,我认为当代艺术不仅要对人的物质异化过程提出警醒,同时还应肩负起将艺术纳入深度性的精神轨道的使命,艺术通过追溯最为深刻的终极之物来确保精神生活的存留与价值。

王伟芳:我们常把时代的精神贫乏归咎于物质和商品,但是有反省能力的文化从来都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物质成果,它必须回到自身,询问收获。当个人沦为工具、生产的目的战胜人性时,精神必须抗争这种贬黜。艺术家应该以某些确定性精神创造,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行动使人超越自身的现状,力求打开幽蔽的精神场域。

朝戈:作为画家,我以心灵的深切感受表达当代人的存在状态及人性的种种图景。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艺术将成为一部精神史。艺术品的真正品质是心灵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如果要我作一个自我评判的话,我一点也不怀疑我有最优秀的品质。我的作品是传达一个心灵,传达得是不是有力量,余地是很大的,但我对艺术的标准永远不会放弃。一定要是精神上的精华才是值得表达的。现在有一些实际上不能称之为艺术的所谓艺术品,它也符合艺术的一般性原则,也是人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但实际上它没有质量,它是不必要的,是垃圾。宏伟的古埃及艺术、希腊古风时期艺术、文艺复兴前期艺术、本世纪三十年艺术、古朴的蒙古草原石人艺术,均是我内心向往的最具人类情感的艺术,但我不是简单的追随者,我努力去透视这复杂的谜一样式的时代并创造出属于本时代的新形象。

丁方:对。在传统生存形态中能够被保留和衍续的是某种文化的精神,是某种精神价值,是传统的物化形式中所含蕴的精神力量。人类历史中确曾有过那些激动人心的时期:艺术创造的激情使得精神世界成为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存在,成了人类生活无可争辩的中心,在那些时代的丰碑上,镌刻着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的名字,但这些时代所开辟的前景已逐渐消逝。如今,城市化生活方式与个人主义的现实心态结成同盟,共同构筑了以享乐主义为依托的当代消费文化的基础,人人都在为房子、为更高的消费能力在奋斗。恰恰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精神艺术不应放弃引领人的心灵趋向一种宽广的理想主义关怀。

朝戈:对。就像丁方说过的一句话,你有点儿小感觉,你就可以生活得很丰硕。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多。这种艺术的内涵是虚弱的。你在罗马,会感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阳刚之气,那种宏伟博大的气势,对人的精神有很强烈的冲击。在中国早期的东西里也有这种气概,可惜没有保持下来。其实,自有文化以来,各个民族者承认例如崇高、利他等素养是人性中最应该普遍存在的东西。前不久我刚刚去过的内蒙古大草原,那里的蒙古人还保持着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和一种生命的纯净之态,令我深受感动。

颜慧:你们好像有一个共识,也即当代艺术中普遍存在精神的缺席。那么几位是如何从自身努力的?体现在你们的艺术创作中是怎样的?

丁方:我的近期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市与荒野、历史与文脉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利己行为的扩张,荒野自然如今已诗意不再。耽溺于物质追求中的人们,再也听不到来自荒野的呼喊,不论它对人类灵魂的觉醒产生过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为我的近作寻找一个定位,可称之为"深度绘画"。这些作品立足于精神性而非感官上。它首先关注的不是建立在绝对个性基础上的所谓"独创性",而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与追问,对处于历史行动文明变动中的人的当代处境的思考和关注。

朝戈: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我而言,我的作品是要表达出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思想感情、意识活动和人的真实存在,并经此获得艺术形式的敏感。这里存在着人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也存在着语言的新元素。我从生活中种种畸态,可以感到人的精神生活的荒漠性,我艺术是把有尊严的人性置于艰难存在中。在现实社会里,很多人是粗略地生活着,人的很多东西被忽略甚至被抑制。人是被种种力量包围着的。我希望自己是有高度的,能对人性、对时代做出最尖锐的阐述和评价,我不怀疑我有能力触及到这个层面。我要求自己的艺术是饱含人性的,是经过痛苦思索的、有质量的、而不是市民化的那种。
王伟芳:精神艺术的确应当与人生紧张地联系在一起,应当直接诉诸于人的才能和感情,这是一种古老而持久的要求。那些含蕴着比较高调性的精神的艺术能够给予人一次在生长的机会,但它必须首先居于人类可能领悟的范围--生活之内、人之中,否则,它就会产生异己的结果。

丁方:心灵的失落和涣散确实在当代艺术中有着真实的反应,但真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意义,我们不能拿来当下真实作借口,来为心灵沉耽于昏暗中找理由。信息时代的人们热衷的是新闻对感官的不断的刺激,而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缺乏持久的深入的关注。

朝戈:当然,现在商业运转的消化功能非常强,你有什么欲望、需求,社会都能满足你。在这种社会里,人文价值在淡漠,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畸形。现在,商业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在商业社会中,艺术的角色是很奇怪的,在西方也是如此。世界范围的都市化态势非常强劲,但这种影响很不好,人在都市中,艺术的表面的东西可以嚣张,但属于艺术核心的东西是很虚弱的。

王伟芳:真正有质地的当代艺术被迫只能在一个异己的环境中培护自己的精神并为了它的生长不懈地努力。所以,艺术之于社会的责任实质上是一个道德承担子的问题,这是富于精神品质的艺术的自律。商业的发达促成了文化审美主义的兴旺。美与艺术几乎成为媚俗或媚雅的好用的工具,它把所有感觉都柔化。当坚硬的物质以温柔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它的蛊惑力是不容推辞的。人们的真实情感似乎心甘情愿地被禳夺、衩瞒蒙。你去商场的柜台看看,会发现那里有"眼泪"在出售。一滴眼泪,镶贴在浓妆的脸颊上,你什么感觉?感情被制成了装饰品。是人们真的需要这类东西,还是错位的导向在起作用?有些人有很好的想象力,艺术作却很颓废,这是缺乏精神高度的结果。如果思想苍白,技巧再娴熟的作品若也不能算高质量的


颜慧:其实,人们的甄别能力也许没有这样低。但是,有些我们看来媚俗的东西在商业上很成功它把一些无关痛痒的个人感觉放大、夸张,再加上某些诗意的装修,就捣毁了人的正常判断力。这就产生了这种"错位"现象。公众并不是一定不需用要真正精神性的艺术,但渠道太少。

丁方:我还注意到精神性艺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存在一个错位问题。它之所以受到种种误解是因为某些非学术、非艺术的成分在起作用,这一点确实不容忽视,他们往往把艺术仅仅看作挟击不合理体制的载体,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它遮蔽了对于人、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更重要的东西。另外,精神性艺术在研究领域、在有关媒体上出现的机会较少,缺乏强劲的声音,这也是一个原因。

王伟芳: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话语包围中,怎么在现有的本地语境中生成一种有效的本土言说?就我自己来说,一些西方理论话语在批评过程中确实是有效的,我想这与我的批评对象的创作的文本特点有关?或者我们和世界可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才会有这样一些相似和共通之处?

朝戈:我的画就比较本土化,它内含的精神,是由我体验和提炼出来的。我可以和其他艺术家抗衡,我不是顺着人家的思路演绎人家的语汇。其实,地域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它培养出你的内心气质。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啊,比如佛教艺术,它在印度是一种形态,它在华土之上就变行清淡高雅,这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气质在起作用。

王伟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在当代不再纯粹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它已经和一些人类共同问题有某种程度的交融,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才有必要和有可能参与到国际的艺术和思想的对话中去。而作为愿意思考、愿意关心人类生存境遇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能捐弃曾怀抱的启蒙热情,而更应该以一种理性的负责任的有效果的方式进入有关问题的对话。

朝戈:我认为中国艺术界的问题,本质上是思想界的问题。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尽管有许多仁人、志士,但没有能明确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复杂历史沉积之中,怎样对待人、怎样对社会的结构,怎样使人从这历史和文化的尘埃中走向文明与进步……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目前艺术界的流失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新思想文化土壤,我们观察近代欧洲文化艺术的兴起和俄国十九世纪文化的勃兴都根基于思想领域的成熟和高度。我一直认为美术应承载进步的思想意识和人类情感,这个问题我和丁方聊过一次。社会应该有一个知识集团,这个集团是比较有质量的、理性的,对社会进程持有一种理解性质的。有许多人文学者散落民间,他们也在努力发出声音,能不能把他们挖掘出来?现在我们的学术界,多的是有条理的、精美的学术。但缺少力度。反映在艺术界尤其明显。有些人有很好的想象力,艺术作品却很颓废,这是缺乏精神高度的结果。也有一批有思想、有才华的人,却仅将艺术作为个人小情绪的排遣,也是很让人遗憾的。

  丁方:如果思想苍白,技巧再娴熟的作品也不能算高质量的。我和朝戈都是从一种精神母土中走出来的,价值观很接近。我们身上有一种自己逃不掉的社会性责任感。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坚持说真话,要深度地言说,不要堕入修辞和粉饰。

  王伟芳:刚才朝戈先生的话我是同意的。其实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就是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两个思想理念,虽然不说文章经国,但知识分子不思想或缺乏思想能力总不是好事情。知识不仅仅只是物质发达的工具,更应该启动人的思想。

  朝戈:上次百年油画展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讨论,我说这一百年中有两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一是八十年代,它在文化上比较健康的,它提出了一些问题,尽管它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至少说明古老的文化还有一种反馈的动作。再有就是三十年代的一些讨论,它看到了问题,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共同关心人的命运。要有大心灵的人来关心这个社会,而不能仅有"匕首"。我上次呼吁美术界开展本世纪人文文化的讨论,有些反响,但因为没有钱就搁浅了。其实,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里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我比较倾心于八十年代的作品浓郁的人文情怀,尽管它带有一种激情色彩

  颜慧:前一段时间曾经举办过《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对一个世纪的油画历程作了回顾,而在座几位都曾经历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美术界的重大变化,回想起来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朝戈:我个人认为,八十年代中国艺术是很有朝气的时期。和俄罗斯比较,我们的艺术家有一种对现实的迅捷的反应能力,很多重要问题都在作品中作出了反应。我觉得古典风出了些问题,它是单纯的对西方古典主义审美上的渴望的时期。以后也一直在产生一些出色的艺术家。但这些艺术却没能很好地凝聚起来,就像一朵花,开了,但开得不够理想。社会的价值观变化得太快,真正的流派还没切实地建立,社会对它的兴趣就淡漠了。

丁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油画有了巨大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判断,目前还很难。也许是置身其中的缘故吧。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惟有坚持自己认信的艺术标准并在创作中努力朝它靠近。

王伟芳:对这二十年的艺术创作,我比较倾心于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浓郁的人文情怀,尽管它带有一种激情色彩。它至少产生了使人深深地感动的作品。凭我的人文阅历,我想不出在那个时代,在这些作品之外,还能产生什么别的更好的作品。九十年代的作品对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诸种心理动静表现出敏细的关切。有可循的思路,但深入得不够。一些因素吸引了艺术家的注意力。国际展览参加得不少,但作品的实在品质是需要花力气打造的,技巧有时是不可靠的。